动之始，也都出于本世纪初年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并经过“五四运动”（1919年北京学生教师发起的一场民族思想浪潮）愈发强化。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爱国者、民主人士，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苏维埃俄罗斯的教导及支持——当时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发现布尔什维克式的一党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他完成任务。事实上，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要大党，多半是通过这个与苏联携手的路线之故。中共不但由此加入正式的国家运动，到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更加入共和国，将其势力延展至北方中国的北伐大军。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1887-1975），始终不曾在全中国完成全面控制，虽然他在1927年与俄国闹翻，并且进行清党，镇压共产党人。而后者当时拥有的群众基础，主要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阶级而已。
于是共产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乡间，在那里，掀起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游击战，但是整体而言，成效甚微——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混乱，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现状的不了解，自然有损害作用。1934年，在那场英雄式的“万里长征”之后，中共军队被迫退居西北部边区的遥远角落。种种形势，使得长久以来即赞成采取农村战术的毛泽东，在中共困守延安年间，跃居而成它无可置疑的当然领袖。但是就共产党本身的跃进而言，新形势却没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止，国民党却逐步确立了它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放弃了当时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始终不会成为另一个凯末尔——凯末尔同样也带领了一场现代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产党为己用，然后再一脚踢开；只是凯末尔的手段没有蒋那么咄咄逼人罢了——蒋介石跟凯末尔一般，同样拥有一支军队，可是这却不是一支向国家效忠的部队，更无共产党部队具有的革命气节。这支部队的成员，是那些知道大可凭一杆枪、一身制服，在动乱中打出天下的一帮人。而带队的军官，则是一群深谙“枪杆子可以出政权”——正如同毛泽东本人也深谙此道——同时也可以“出财富”的家伙。落在都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大的地面——如果有半点控制的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军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华，国民党部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主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在此同时，共产党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场几乎毫不留情大败国民党的短暂内战之后，共产党于1949年全面接收中国，帝制王朝结束之后40年的统一中断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除了逃到他处的国民党残余是例外——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正统的真正继承人。在众人眼里，它也被如此看待。因为凭着多年实践马列党纲的经验，共产党的统治足以通令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格体系，从中央开始，一直到庞大国土最偏远的乡野——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一个像样的帝国就该如此。组织纪律，而非教条学说，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大赠礼。
然而，共产党中国绝非只是旧有帝国的复兴。当然，中国历史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时光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请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共产党国家，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中，引用16世纪某官员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50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作此预言：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
刚开始的头几年里，这似乎也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赏赐。农民的粮食生产，在1949－1956年间，增产了七成之多（C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太多干扰之故吧。到中国开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然难免引起一阵相当恐慌，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共军队竟然能先挫其势，后又能拒其于雷池之外，这份力量实在不容小觑。而工业与教育的发展计划，从5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从1956年起，中共与苏联的交情迅速恶化，1960年两大共产党政权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