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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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起，类似的危机其实也开始侵蚀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世界”，只是这个趋势，一时尚未为人注意。病状开始时被极度缺乏弹性的政治制度所隐蔽，其病情随后却因同样原因而愈造沉疴，因此当变局来临时，其势更感突兀，如70年代末期毛去世后的中国，以及1983-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见第十六章）。经济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式国家计划领导的社会主义显然已迫切需要改革；进入70年代，更处处出现退化迹象。此时此刻，也正是这个制度的经济——跟世上其他国家一般，即使程度不及——开始曝晒于跨国性世界经济烈日之下，饱受其难于控制的流动与无法预期的波动风雨吹打之际，苏联大举进入国际谷物市场，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临终场景添上戏剧化的一笔。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东西两大阵营，不但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的跨国经济下奇妙地结合起来，冷战局势下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愈使其密不可分。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见，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夹在它们之间的世界，曾因此获得一个稳定的局面，因此当平衡不复之际，双方便都先后陷入混乱。而乱子不只在政治上出现，也包括经济层面。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范围内发展出的各区经济分工与网络，便也随之崩离零落。原有的队伍既散，其中的国家及地区，如今便只好一个个独自面对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应付的世界市场。同样地，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将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大批游勇——即旧共产主义“平行世界体系”（parallel em）的残余——整编入自己的世界市场之中。而且就算后者有心加入，欧共体组织却拒不收纳，即是一例。芬兰的经济，是战后欧洲最成功的实例之一，到苏联体系垮台，也随之陷入严重萧条。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由于其政府完全低估了吸纳人口达1600余万的东德所需的经济实力及难度（其实，东德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比例相当小的一支），而为自己及欧洲全体带来了莫大的负荷挫伤（应该强调的是，德国银行曾有警告，德政府却一意孤行）。然而这一切，却是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事实上一直到苏联集团真正解体之前，事先谁都没料到此事竟会发生。

    总而言之，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念头，如今在西方发生了，也在东方出现了；而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如今也开始一一浮现。于是无论东西，环境保护运动成为70年代的重大议题，从鲸鱼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保护的对象五花八门。由于在苏联集团社会内，公共讨论受到限制，我们无法精确地寻索出其种种重大观念发展的过程，不过到1980年，这些政权内部一流的前改革派经济学者，如匈牙利的科尔奈（Janos Kornai），就已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值得注目的负面分析，并对苏联式社会体系的缺陷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批评著作，在80年代开始对外发表，可是其酝酿却显然早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及其他的学术圈内进行多时，至于各共产党领导人物本身，到底在何时也真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时间表更难拟定。因为自从1989－1991年后，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家改宗的日期向前提早。经济上如此这般，政治上的发展更难逃此路，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即为一例，至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如此。不管它们对列宁的历史崇敬与历史感情多深多厚，若能从头再来，相信众多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士，都希望放弃列宁主义留下的政治遗产，虽然在表面上，少有人愿意如此公开承认（为改革派所赞赏的意大利共产党，却是例外）。

    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家们，他们的希望是将共产主义转变成类似西方社会民主性质的制度。他们所欲效法的对象，乃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而非洛杉矶——在莫斯科或布达佩斯，可看不见多少私下仰慕海耶克和弗里德曼自由化学说的人。但是说起来这些改革派的运气实在不佳，共产体制的危机，正好碰上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危机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危机时刻。更倒霉的是，共产主义突然遭难，使得渐进的改革计划非但不受欢迎，事实上也难实行。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纯粹自由市场之流的激烈意识（暂时），刚摆脱共产主义的各个政权，便不幸地误撞上这股理论大风，从中寻得灵感。殊不知在实际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不过，尽管东西两方的危机并行，而且同样都因政治、经济，被卷入同一股国际危机风暴之中，其中却有两项极大的不同。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至少在苏联翼下的半球如此，它们的制度如此僵硬，这场危机就成了生死大事，结果是难逃一劫。可是经济存亡，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却始终不是疑问，其政治系统虽呈崩离之状，其体制的存活则不成问题（至少目前尚无问题）。这个事实，或许能解释——虽然却不能证实其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