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某位作家何以在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公然宣称，人类未来的历史将从此走上永远的自由民主之路。总之，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在一件事上出现不稳的状况：即它们作为单一领土国家的保证开始受到动摇。不过在90年代初期，遭受分离主张威胁的西方民族国家中，还没有一国真正走上分裂之路。
回到当年大灾难的时代，资本主义反而似乎接近末日，那一场经济大萧条，曾被当时一本著作的书名形容为“这场最后危机”（tt，1935）。却少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任何立即的末世预言。不过法国有位历史家暨艺术经纪人，倒曾坚定预测西方文明将在1976年寿终正寝，因为以前一直肩负资本主义前进重担的美国经济冲力，如今已经气衰力竭（Gimpel，1992）——这种说法，不无几分道理，他同时又表示，目前不景气的衰退现象，将“一直继续，进入下一个千年阶段。”对此，我们只能公平地加上一句，其实直到80年代末期为止，也难得有人以为苏联已近末路。
然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较强，同时较不易控制，西方社会的肌理所受的破坏，也因此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重；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机更显严重。而苏联与东欧社会的组织纹路，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溃而告支离，却不是造成制度崩溃的原因。以东西两德这两个可以相比较的社会为例，传统德意志的习惯价值，似乎在共产主义的密遮严盖之下，反而比在西德的经济奇迹里保存得较为完整。而由苏联移入以色列的犹太人，则为故土新居重建起古典音乐风光，因为听现场演奏会的习惯，至今还是他们所来之国正常文化行为中的一支，至少对犹太人是如此。事实上那里的音乐人口，并未缩减成一小群以老中年人为主的少数。莫斯科和华沙的居民，也较少有纽约或伦敦市民的心头烦恼：明显升高的犯罪率、公众的缺乏安全感，以及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如青少年暴力。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自然也少有人公然展示那些甚至连西方也会大感愕然，为保守人士怒斥为文明败坏的例证，并黯然叹息为“威玛”的怪行为。
东西社会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几分可归因于西方社会巨大的财富以及东方严格的管制，答案很难料定。其实就某些方面而言，东西方进展的方向颇为一致。两方的家庭人数都变少了，婚姻的破裂更自由了，人口的增长也几乎趋于零（至少在都市和工业化地区如此）。西方传统宗教在两边的影响力也急遽减弱——不过上教堂的人数一时倒未减少——虽然调查显示，在前苏联的俄罗斯地方，宗教信仰似有复兴之象。1989年后，波兰妇女也显然步意大利妇女的后尘，不再愿意让天主教会指定她们婚配的对象——虽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波兰人曾经基于民族主义及反苏心理，对教会拥有热烈的依恋之情。简单地说，在共产主义的政权里，可供形形色色次文化、反文化、地下文化生存的空间有限，不同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更何况这些国家，饱经层出不穷的残酷岁月及大量恐怖的人们，即使在统治之手变得比较宽松时，也倾向于保持顺从的姿态。不过，社会主义人民显现的相对平静，并非由于惧怕所致；它的人民，完全被体制包围而与外界隔绝，既不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半分冲撞，自然也隔离于西方社会转型的全面冲击。他们经历的变化，都是经由国家行为或本身对国家行为的反应而来。但凡国家不打算进行改变的层面，通常便也维持着大致不改的旧观。共产主义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