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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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笔至此，作为一名史学家，作者的笔锋必须转叙其他场景，以免落入只重西方的偏狭窠臼。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本章所叙很少涉及世界上其他更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就日本与东亚大陆之间的冲突而言，其中种种关节，与西方形势不可谓毫无牵连。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正为极端国家主义的右派把持，而中国的抗日主力则为共产党。至于拉丁美洲地区，更一向热烈追随欧洲的意识风向，热心输入各种当行的主义思想如法西斯、共产主义等等，自然也脱不了某种程度的相关。墨西哥尤为其中之最，在卡德纳斯总统的领导之下（1934－1940年），于30年代重新燃起大革命的火炬；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热烈地为西班牙共和国助阵。事实上在共和政府战败之后，墨西哥是全球唯一继续承认共和国为西班牙合法政权的国家。然而，对绝大多数亚非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而言，法西斯不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或某一侵略国的国策，向来都算不得——也永远不是——这些国家与人民的大敌，更不要说他们唯一的仇敌了。他们真正的深仇大恨，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而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势力，碰巧都是实行自由式民主的国家：如英法荷比美等国。更重要的是，除去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所有的帝国霸权，清一色都是白人天下。

    根据逻辑推理，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因此帝国强权的敌人，自然有可能成为脱离殖民锁链、争取自由解放者的伙伴。甚至连日本，虽然在自己的殖民禁脔之内，也有它特有的倒行逆施之处——这一点，韩国、中国等地的人民均可作证——但是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地，日本人却可以摆出非白人民族的斗士的姿态，并号召当地反殖民的力量起来对抗白人。反帝国的斗争便与反法西斯的斗争背道而驰。因此之故，1939年斯大林与德国立约，虽使西方左翼人士大感沮丧；东方印度及越南两地的共产党人却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反而高高兴兴地专心对付英法。可是到了1941年，德国反扑苏联，殖民地的共产党为扮演好同志的角色，只得被迫更改意愿和计划，放下自己大事不论，先把轴心势力打退再说。这种做法不但不受欢迎，就策略而言也极不高明，因为其时正是西方殖民帝国最为脆弱的时刻，即使还不到倒塌的地步，却也极为不堪一击。于是，对共产国际的铁腕约束不甚介意的当地其他左派人士，便趁此机会大举活动。1942年印度国大党发起“英人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运动。孟加拉派的激进分子博斯（SubzhakShamir）。但是诸如此类的举措，并不表示殖民地人民在意识上偏好法西斯。不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既与犹太复国派的移民时生龃龉，纳粹的反犹主张自然颇投他们所好。而位于南亚大陆的印度，其中必也不乏相信纳粹神话，自以为属于所谓雅利安优秀种族之人。可是这些多属例外情况（见第十二及十五章）。

    反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解放运动，毕竟向左派一面倒，最终并与全球性的反法西斯运动汇合，至少在大战末期如此。其中缘故，必须加以说明。西方的左派其实便是反帝理论与政策的摇篮，而殖民解放运动的支持力量也来自国际左派路线的人士。自1920年布尔什维克人士在里海边上的巴库组成东方民族国会（Congress of tern Peoples）以来，共产国际和苏联更成为主力。更有甚者，独立运动的众多未来的领袖及倡议人士，在本国多属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他们到殖民地的宗主国，往往只有在当地自由分子、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的圈子里，才能找到不含种族主义色彩，反对殖民主义的温暖氛围。这些人均属于现代化的改革派，而所谓怀古派的中古神话思想、纳粹论调，以及其中浓烈的种族排外意味，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传统“地方意识”及“部落主义”的重弹，只代表本国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利用的落后状态。

    简单地说，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轴心势力合作，基本上只能属于一种战术手段。即使在东南亚一带，虽说日本的统治不似旧帝国般控制，而且由非白人之手施于白人之身，这种局面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原因在日本人本身具有极为褊狭的种族意识，因此对于解放其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不甚高（事实上这段日本统治时期果然极短，因为日本很快战败）。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轴心式的国家主义，对殖民地人士的吸引力也不甚高。由另一方面来看，以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类人物为例，虽然他毫不迟疑，便投入1942年大英帝国危机年的“英人退出印度”反抗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大异其趣），可是尼赫鲁却始终深信，独立自由之后的印度，应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必将成为印度的盟友——苏联典范俱在，甚至有可能成为印度立国的榜样。

    鼓吹殖民地解放的领导人物与发言人士本身，在他们意欲解救的广大民众当中，往往居于少数。可是这个事实，却更使其向反法西斯的力量汇集。因为绝大多数殖民地民众的心灵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