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容易受到法西斯同类要求的感动与动员。这一类感情包括了传统思想、宗教与民族的排外性、对现代世界的疑虑心理等等。若不是因为纳粹有无比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早已为纳粹感召。但在事实上，民气虽然可用，当时却不为任何一方充分动员，至少不曾发挥过重大的政治作用。虽说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的确在1918－1945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的动员，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敌意甚深的哈桑（，1987）。至于在印度次大陆，所谓“巴基斯坦”自成一地的概念（这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产物），有人将之形容为“一群非宗教精英分子的精心设计。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大众领土分离主张的压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属于多数的印度教人口竞争，只好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称为一种‘伊斯兰’式的宗教社会，而非国家分离运动”——此种描述极为正确（Lapidu，1988，p．738）。在中东的叙利亚，策动百姓的先驱则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党人，该党于40年代由两位在巴黎接受法式教育的教师创立。他们的思想尽管充满了阿拉伯的神秘气息，在意识形态上却属于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叙利亚的宪法，对伊斯兰教信仰就一字不提。而伊拉克的政局（一直到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为止），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国家主义军官、共产党人，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混合而成，名目虽然不同，却同样致力于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以及社会主义的追求（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却不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阿尔及利亚，由于当地特殊原因，加上该国革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此中不乏前往法国的大量劳工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因此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成分。不过（1956年）革命人士却一致同意，“他们的革命乃是一场斗争，旨在反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而非一场宗教战争。”（Lapidus，1988，p．693）人们并建议建立一个社会民主的共和国，最后阿尔及利亚在宪法上成为实行一党制的共和国。事实上唯有在反法西斯的年代，正宗的共产党派才能在部分伊斯兰教世界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中尤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三国为突出。一直要到相当后的时期，世俗派主张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呼声才在原教旨主义思想复兴之下逐渐淡去（见第十二章与十五章）。
发达的西方国家反法西斯，它们的殖民地则反殖民，双方的利害冲突，必将在二战之后重新浮现。而眼前众人却获得暂时的会合，共同在一种对未来战后社会转型的憧憬上找到交点。苏联与殖民地的共产党，正好在鸿沟中间为双方搭桥。因为对于一方来说它们代表着反帝国的精神，而对另一方来说，它们则意味着对胜利的全面投入。不过，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与欧洲舞台不同，战争的结束并不曾为共产党带来政治的果实。只有在几个特殊例子里，反法西斯的战争与国家社会的解放运动相结合。如日本侵略者对于中朝二国，既是殖民者又是法西斯。而法国殖民政府对于中南半岛（越南、高棉、寮国），既是当地人民追求自由的敌人，又在日军席卷东南亚之际屈服于日方。几国的共产党便分别在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的领导之下，于战后高奏凯歌。至于其他各处待解放的殖民地领导人，虽然多数出身于左派领导的运动，可是他们在1941－1945年间的活动却多少受到击败轴心为第一任务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行动虽受牵制，他们对于轴心势力失败后的局势，却也同样抱着乐观的向往。如今的两大超级强国显然对旧日殖民政策不抱好感——至少在纸面上如此。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现在正由举世皆知坚决反殖民的党派当权。旧殖民主义的势力及合法性，如今都遭到严重破坏。自由希望的美景，似乎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日后的事实发展果然如此，可是在传统帝国的顽强抵抗之下，人们却为此付出了血腥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