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后来的中国），事实上都违背了斯大林的旨意。苏联的观点是，不论在国际间或各国国内的行动之上，战后的政治进程，都应该延续战时反法西斯大联盟的架构进行。也就是说，苏联希望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系统之间，维持一种长期共存或共生的架构。苏联认为两大阵营在战时的联合将促生一种所谓的“新型民主国家”。随着这些新型民主政权内部不断更迭，日久必将造成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变革。这种一厢情愿的苏式世界观，很快在现实的冷战长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如此彻底，如今大多数人已无复记忆；当年斯大林曾经力促南斯拉夫共产党维持该国的君主政权，而英国共产党也在1945年极力反对解散丘吉尔于战时成立的联合内阁——也就是说，当时将把英国工党送上台执政的大选，竟然受到同为左派的英国共产党极力反对。斯大林当时的诚意不容我们抹煞；他甚至以行动佐证，于1943年和1944两年，先后分别一手解散了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心意，在其决策下愈发阐明。他的决策方针，借用某位美国共产党领袖之语，就是“绝不在危及……联合的情况及方式下，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Broarobin，1972，P．57）。但是如此一来——正如同其他观点不同的革命分子的认识一样——势必与世界革命永远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将从此局限于苏联境内，除此之外，则不出那些经由各国外交协商，决定交与苏联势力进占地区——基本上多为大战终止之际为红军占领的地带。而且，即使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些新形态的“人民国家”之中，共产主义的前途也还未卜，无法如火如荼地立即展开。但是历史向来不顾政策设计的本意，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只有一点例外。全球在1944－1945年间的协议之下，一分而成两大势力范围——至少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这种划分之下——从此楚河汉界，了无变动。30年间，除了偶发的短暂事件之外，双方均不曾越界犯边，两边也都未曾有过任何公开正面的冲突或对立。因此而万幸的是，冷战的人间毕竟没有升温成热战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