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雄厚影响力的社会经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他们看到的苏联经济，虽然处处可见其原始落后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残暴无情。可是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经济不为萧条所动的成就深刻。因为这些外来访客一心所想解决的问题，并非苏联内部真正的政治经济现象。他们关心的对象，乃是本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程度。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吗？此起彼落，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教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covery）。他在书中主张，社会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大小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作“政经计划会”（Political andEconomic Planning，PEP）。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日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则纷纷自命为计划派的发言人。甚至连以反共为标榜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其实1933年之后，纳粹本身应付大萧条的方案也有相当成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纳粹的成功和未引起国际间同样的重视，我们在下章将有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