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至于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但是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补贴之道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只为自给自用而生产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小农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挽救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本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给他们的打击更甚当年的大萧条，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经济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小农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下田吃米饭），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率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任何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年），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率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失业救济在内的公众性社会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如美国）；要不就以20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说，简直微薄得可怜。对长期失业的人口而言，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这个缘故，生活保障始终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需要保障随时失去工作（即工资）的危险，也要应付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来却无依靠的境地。难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儿女找到的差事，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一定要稳妥可靠，并且提供养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能够有这个数字，还多亏早在1920年，英国便因大量失业而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至于欧洲其他地区（德国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则不过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习惯于间歇性就业或周期性短期失业的人口，现在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储蓄耗尽了，杂货铺里也不能再赊账了，山穷水尽，完全无路可走。
大量失业的结果，对工业国家政局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大萧条最直接最显著的意义就是大量失业。虽然经济史家指出（逻辑也同样证明），事实上，在境况最糟糕的时刻，多数人依然有工作。而且两战之间，物价下跌，粮食价格甚至比最萧条的时期降得更快，就业劳工的日子，其实比以前更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笼罩那个时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济餐厅，是歇业的钢铁工人“饥饿大行军”聚集都会首府，向他们认为该负责任的人抗议。政界人士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成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eber，I，p．243）。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二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et，1943，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种种施政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难迷乱的感觉，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