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的变化。
若没有列宁派“新一类党派”的出现，若没有革命中坚干部的职业革命者的献身，十月革命之后短短30多年之间，全世界怎么可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呢。这批革命中坚信仰坚定，对世界革命总部莫斯科忠贞不二。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各地共产党员，不再分属个别宗派（就社会意义而言），都可以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普世教会的一员。亲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虽然历经脱党、清算种种风波，首领不断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热血真诚消散之前，它们始终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随托洛斯基的那一群人，却意见分歧，支离破碎。至于1960年，毛派思想在马列主义的会议上亮相后则更是众口不一，意见纷坛。共产党员人数虽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之际，意大利共产党只有男女党员5000名，而且多数方从狱中或流亡归来——却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正传人。他们是百万部队的核心栋梁，国家人民未来的领导者。
对当年那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历经大动乱年头的一代，不管当时多么年少，革命都是他们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实。资本主义命在旦夕，指日可亡。眼前的日子，对那些将能活着见到最终胜利的人来说，不过是过渡的门厅罢了。然而成功不必在自己，革命斗士不会个个活着见到胜利。[1919年，慕尼黑苏维埃失败，俄国共产党员莱文尼（Li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说：“容先死之人先请假了。”]如果说，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共产党人又怎会相信它的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让我们看看两位德国年轻人的例子。他们曾一度短暂相爱，却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Olga Benario），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日后奥尔嘉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成为亲身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共“长征”的唯一外国人。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东德（长征之旅，使他对毛泽东打了问号）。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外，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纠缠交错的生命，经历如此的曲折离奇？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意识，原多以无政府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为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据点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热情一向胜过共产主义热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实连西班牙内战也旨在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形之下，共产党声势反显得微不足道。）从此，莫斯科外围的各地社会革命分子，莫不奉列宁与十月革命为圭臬，日后并纷纷与共产国际排挤的异议团体合流，深受它们的鼓舞。而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指挥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当时异端人士之中，声誉最高者要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与列宁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并一手建立红军——可是他的行动完全宣告失败。托氏曾发起“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抗衡，却声微势小，几近无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杀身亡。当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社会革命分子，越跟着列宁及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意味着成为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党员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各地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统一联合，脱离了原本党派路线的分歧，赢得工人及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如此一来，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拢。急着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宗共产党员，与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恢复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意味着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马克思学说。而马思列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目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项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正宗路线在苏联解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左派团体及人士，纷纷由旁边进入公众视线。但是虽然起了变化，却依然笼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响之下。1968年，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