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地！”
自从开战以来，还从未见蒋介石这样气急败坏过，他瞪着满布血丝的大眼，面壁喊道：“挡不住他们的进攻，我就自动下野，情愿辞职引退，回浙江奉化，不！我到中山陵去，我去自戕！”
蒋介石悲怆地发着脾气，使他身边的高级将领为之咋舌……
刘伯承同志在作战室里，久久凝视着王敬久指挥的7个旅在黄河边上排列的阵势，心中琢磨：王敬久是蒋军嫡系指挥官，手中掌握蒋军的“王牌”，在战场上经常唱主角，可他把这7个旅一字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叫什么阵势，妙在何处，为什么这样摆？
刘伯承喝了一口茶，一直在思索着。此时，邓小平正深入到部队中，了解部队渡河后的情况。
刘伯承站在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前凝眸良久，突然转身，向作战科长吩咐：
“立即派车接回邓政委，快请他回指挥部！我马上要见到他，请他到作战室来！”
小吉普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出，没有用多大工夫，邓小平被请回作战室。
刘邓并肩思谋，又一场激战在酝酿之中。邓小平自己搬来一张柳木椅子，坐在地图前面，刘伯承叫人从院落中捡来一根枯枝，当作指挥杆。他说：“为要把我军赶回黄河北岸去，蒋介石派王敬久统一指挥这一作战行动，敌人分左右两路，左路军以55师的两个旅守郓城，整63师之153旅守定陶。而以右路军之32师、整66师、整70师共7个旅，以击我侧背，迫我作背水之战！”
“敌人总想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要知道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早说过，我们不是韩信，决不背水而战！”邓小平谈锋犀利，一语道破敌人的阴谋。他又说：“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革命部队都是有觉悟的战士，为着革命胜利的需要，用不着逼于死地，也会奋力作战。我们要把敌人置之死地，看他怎么图存。”
“完全正确，用绝望逼迫自己士兵厮拼，是封建主子带兵的方法！我们不仅不想被敌人逼于死地，却要把敌人置于死地！”刘伯承完全赞同邓小平的作战观点。他精辟地分析道：“蒋先生指挥作战，最爱嚼烂舌头当肉吃——自己糊弄自己。我对敌人这种阵势，刚刚揣测了大半天，敌人这是用的什么阵势？难道不是一字死蛇阵吗？他首尾不能相救，完全是摆好了一副挨打的架势！”
邓小平霍地从坐椅上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打他的一字死蛇阵，它纵然是常山之蛇，也要斩断它！”
根据刘邓作战方案，我军不是向黄河边上撤退，而是迎着敌人，向敌发起进攻。
已经渡过黄河的第一纵队遵照刘邓的命令，以强行军速度扑向百里外蒋介石“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
7月流火，广阔的大平原上无遮无挡，无垠的田野上，一人高的高粱散乱地倒在地上，已经枯萎。成群的乌鸦在啄食未成熟的黍米。棉花、绿豆、红薯、瓜藤皆连根拔起，没有生命的藤蔓如一条条死蛇盘根在褐色的土地上。
一个老汉坐在砍倒了高粱的荒地里，呆滞的目光一直望着急速行走的队伍。忽然，他往地上一趴，拦住了一匹栗色大马。
马上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他连忙下马。
“给我们报仇哇！”老汉痛哭流涕。
杨勇扶起老汉。
老汉叫韩起义，是韩庄的。他指着荒野说，高粱长高了，眼看穗子晒红，国民党曹福林的队伍来了，下了命令，限期5天，把大路两边5里和县城周围10里以内的高粱拔尽。否则按军法治罪。这里的大平原，大路如蜘蛛网一样稠密，大路和大路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超过1里。这等于说，要把所有的高粱全部拔光。
鲁西南地质不好，百姓世代以高粱米为食，以高粱秆为燃料，拔了高粱就等于砸了饭碗，断了炊烟。而且被拔出的还不止高粱，连谷子、豆子、红薯、瓜蘑都得拔。国民党兵称这些东西“绊脚”。
命令下了三道。第一道说：如果不拔，一棵高粱罚一颗子弹。第二道命令说：一棵高粱罚一支枪。第三道命令说：两天不拔就枪毙。韩起义老汉的五弟是个硬汉，他说：“拔也是死，不拔也是死，就是不拔！”他带头不拔，村里有28户没有拔。结果在第三天头上，一家拉出一个男人绑在一起，活埋在他们的高粱地里……
韩起义老汉哭诉得死去活来，他指着远处一棵独立的枯干高粱：“那是俺们做的记号，俺五弟他们就埋在那里……俺们天天烧香，盼着你们早点过来解放……盼着你们报仇……”
杨勇安慰老汉请他转告乡亲们放心，跃马扬鞭，奔驰而去。
一会儿，口令传下来：“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队伍无声地在鲁西南大地上疾进。
杨勇是湖南浏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这次渡河南下，郓城是第一关。出发前刘伯承曾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