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知枢密院事，渊圣问他：“山，大物也，何以为名？”他回答道：“臣素慕周昌之为人，乞改名为昌。”于是奉御笔改名为昌。这一条是渊圣亲自与聂昌之间直接打的交道，与吴敏无涉。
“不管东京，却管蔡京。”
佥军退师后，太上皇本人被李纲等大臣接回东京来，退处龙德宫。宣和权奸集团的成员纷纷受到处分。王黼、梁师成二人于解围前，已被诛杀。蔡京、蔡攸父子被放逐到广东的儋州和雷州，童贯放逐到吉阳军。至此，蔡京在潭州病死，后来蔡攸赐死，童贯正法，连带赵良嗣也被诛杀。靖康主和的臣僚与宣和的权贵集团本来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因权利冲突，靖康诸臣唯恐有朝一日徽宗复辟，又是蔡京一伙人的天下，不如把他们都贬死了，以绝后患。同时也可以取得明正典刑，赏罚分明的美名，不失为一举两得之计。
由于首创“海上之盟”的赵良嗣已受诛戮，参加谈判活动的马扩也处于不利地位，他的冤狱，迟迟不得昭雪，可能与此有关。否则王渊、李质的诬陷十分明显，一审就可以判明是非了。何至于把马扩在真定狱中关了九个月，一直不能释放？这方面虽无直接的史料证明，道理却可以推想出来的。
平心而论，不管李邦彦、吴敏等人的动机如何，诛杀、放逐宣和权贵集团这些环蛋却是大快人心，十分必要的。把这一条放在“却管”里面，似乎不太妥当。
“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
“不管河东，却管陈东。”
这两条都容易理解。
“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二太子即斡离不，东京两次被围，最后沦陷，斡离不即为戎首。这里提二太子而不提大太子粘罕，可见在东京人的心目中也把斡离不看成为最可怕的敌人。太子即渊圣与朱皇后生的皇长子，围城时尚封为国公，此时正位太子。
十管十不管反映了东京老百姓对朝廷施政轻重缓紧失当的愤懑情绪。其重点在于谴责朝廷在军事上拿不出有效的办法，防止金军再度南侵。在这个问题上，者百姓十分敏感，而当局者，无论是徐处仁，无论是吴敏都已麻木不仁了，真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其实这些当权派并不都是瞎子、聋子、哑子，他们心里也有一整套想法：
他们最好是希望金军由于某种原因，改变南侵政策，停止进攻。譬如说，一场大瘟疫，一场大地震，粘罕、斡离不、兀术，阇母、娄室等积极主张南侵的将帅，统统卷入了，个个死绝，一个不留，那就很有希望天下太平了。至少几年之内，金军不会南侵，这自然是上策。
万一既不发生瘟疫，也没有地震，金军一定要来，那也只好由它来。他们还有一个泥首乞降的办法。好在宋朝有的是土地财帛。金银财帛随它要，土地也可商量，贿以三镇不足，那就划黄河为界，如还不满意，再送多少都可以。只要存在一个小朝廷，他们保得牢太宰、少宰的官职就好，至于这个叫做宋朝或者其他的什么朝的疆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倒也可以不计较，这不失为中策。
万一乞和投降都不行，金朝一定要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那当然可怕。为未雨绸缪计，他们也有一策。即在金军出动以前，先就借个因头，脱身而去，榴之大吉，把这里的国事，“投大遗艰”于后来者，虽然丢掉宰相之位，却可保牢身家财产，这也算得是一条下策。
那段时期，太原方面的警报，雪片似地飞来，吴敏、徐处仁两人的心情都不舒畅。一天，在政事堂上，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起来。一个怪他不该对蔡京下手太重，致使他患故潭州，一个怪他不该对太学生纵容迁就，致使他们十分嚣张，不肯敛迹。一个骂他沽名钓誉，一个骂他贪天之功。后来越骂越凶了，竟涉及个人隐私。徐处仁先骂吴敏纵情声色，帷簿不修，成何体统？这指的是吴敏宠爱远山，但与侍婢鬼混，原为当时社会风气所允许，除非远山别有所欢，否则就谈不到帷簿不修的话。这件事吴敏一直自认为风流千古，值得自豪，根本不以为耻。他反击一句却十分厉害，他骂徐处仁是“白日俨俨，外窃清刚之名；夤夜幢幢，内行贪赂之实。”这吴敏原是“风雅绝世”的人物，骂起人来，也用对仗精工的四六，音调铿锵，这一句却击中了徐处仁的要害。当时他正在据案作书，一时恼羞成怒，把一支饱蘸浓墨的笔直往吴敏面上掷去。吴敏不防有此一着，躲闪不及，面额上早已著了他的飞笔，唇鼻之间，一团乌黑，忙乱之间，他用手揩抹，顿时把白脸郎君变成了“黑面大王”，真正成为“近墨者黑”了。
查一查国史，本朝定鼎以来，一百余年中，并无左右仆射在政事堂上大打出手，飞笔掷人的旧例可依，两个一齐告到渊圣皇帝御前。这件事实在太不象话了，成何体统？御史相继弹劾，两人一齐下台。徐处仁改知东平府，吴敏改知扬州。这不光彩的下台，也许是符合两人之私愿的，甚至也可能是他们早已默契在心，表现一番，就借此下台。如果这样，他们不仅瞒过了当代入，也瞒过几百年来历史的编纂者和读者，他们都可算得是第一流的相声演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