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令兵民乘势作闹，上烦圣训丁宁。臣等职司教导，不能表率诸生……难以备员学官，见今待罪，伏赐黜责。”
这件事舆论的反应强烈，太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压得越厉害，反抗也越强烈，他们打听到黄哲之待罪是由于受到某些政府要员的胁迫所致。太学生沈长卿上书抨击主和投降派之无耻行径，也提到目前某些措施与当日渊圣本人的表态前后矛盾：“臣虽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变乱之说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是也。”这封万言书敢于指责当权的政府要员是“奸邪之人”，也敢于指责“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此”，可说是封建式的民主的一个样板。
鉴于士气激昂，渊圣皇帝批复黄哲的奏章有“朝廷方开言路，通达下情，士人伏阙上书，乃是忠义所激，学官何为自疑，乃尔待罪。可速安职，仍晓喻诸生”等语，再次肯定伏阙事件。对沈长卿这样激烈的言论也没有加罪。反而下旨褒奖参加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雷观，赐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一个月以后又赐陈东同进士出身，温旨褒奖。主和派看看这出戏唱不下去了，只得暂告休战。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对陈东等人切肤之恨是消除不掉的，只在等待机会，再向陈东他们开刀。
以上几个问题的争论，反映朝廷中两大派斗争的激烈。
马扩希望战衅一启，各方面的人员都能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个善良、天真的幻想。在东京，派系的矛盾，正议与邪论的交锋，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争取渊圣皇帝站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正在不断加剧，有增无已，首都从来都是各种斗争集中的场所、矛盾的焦点。其他地方也不见得好多少，譬如在真定，则连他本人也成为这个伟大的信念的牺牲品了。战争并不能消除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和更大的矛盾。而各种形式的矛盾肯定会大大地削弱备战力量。
北宋政府能够用来抗战的一点力量，在新的战争来到之前，已经在内部纠纷中消耗殆尽了。
李邦彦第二次下台后，徐处仁、吴敏曾分别升任太少宰，以下的执政除枢密使许翰外，基本上都是主和派。徐处仁有“清亮刚直”的美誉，从外地调到朝廷来，摆摆样子，实际上，除最后与吴敏吵了一架以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清亮刚直”的作风，倒是同流合污的地方很多。吴敏则依仗有定策之功，得到渊圣皇帝的信任，独掌朝政大权。
吴敏促成太上皇禅位之议，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曾向渊圣竭力推荐李纲，用为亲征行营使，在太学生伏阙上书的关键时刻，他又代渊圣宣旨抚慰，复用李纲、种师道，表现不错。这是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物。他只有与李纲合作的时候，才能干出一点好事。这一点，他的侍姬远山老早就看到了。远山曾说过他自己的躯壳里是没有灵魂的，要李太常给他安放进一个去。金兵撤退后，他与李纲分道扬镳，让李邦彦把一个黑灵魂安进他的躯壳中。他为李邦彦昭雪洗冤，竭力推荐他复职。后来索性代替李邦彦，成为主和派的领袖，官做得越大，做的事情越加荒唐，实际却是个低能儿。每次坐在政事堂上，胥吏们捧来了一大迭文书，等他裁决，他想了半天，只判上“依旧例可也”五个大字，什么事情都是“依旧例”，以后“依旧例”就成为东京人称呼他的代名词。
东京人善于用概括、幽默的语言来讽刺当朝人物。当时有“十不管”之说，这十件应管不管，不应管的倒都管起来的事情，大都是“依旧例”的吴敏的德政。它使人看到在榆次败绩、盘陀兵溃，太原日益危急前的半年时间中，朝廷里的大臣们正在忙些什么。这是一幅很好的朝政写真图，不过把这十大件罗列出来，要加些注解，才能说明问题。
“不管太原，却管太学。”
当时太原受到猛烈围攻，粮援两绝，已到了析骨而炊，易子以食的绝境，朝廷并无积极救援的措施，这时却忙着对王安石的功罪进行再评价，下诏太学，撤去他的画像和“十哲”的地位。
“不管防秋，却管《春秋》。”
这一条是指吴敏拒绝采纳种师道屯兵大河两岸防秋的建议，却忙着具札子“乞令学者添治《春秋》一事”。
“不管炮石，却管安石。”
炮石指金军撤退时，曾在西门外遗留下五百位大炮，至今无人收管。老百姓已经有远见地看到金军将再度围攻东京，而朝廷方面，并无任何准备，却根据国子司业杨时的一道奏章：“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聋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把亡国导乱的罪名都挂到王安石头上，要太学生议论议论，省得他们有功夫上万言书，混淆视听。
“不管肃王，却管舒王。”
舒王即王安石，王安石死后追封为舒王。肃王赵枢是渊圣的兄弟，奉命代替康王赵构为斡离不的军前人质，斡离不退军时，把他携往北方，政府不敢索取。
“不管燕山，却管聂山。”
太原犹未沦陷，朝廷尚且不能救，已经沦陷了的燕山府当然更顾不得去管了。聂山原任开封尹，这时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