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600

    “要是调查罪案真用了脑筋的话，绝对就没有谜案这回事儿了！”

    CSI探员有句口头禅：“尸体会说话！”也可以翻译作“尸体决定一切”，这是“证据决定一切”的极端化说法。从第一季开始，《CSI》每一集都有尸体在不停地说，它们肿胀的、腐烂的、被刀砍的、五马分尸的，躺在解剖台上，这种博览会式的展示让人看了绝对不会更爱惜生命。惟一的作用是让观众知道死后尸体有多少种样子。比较一下，阿嘉莎·克里斯蒂的、《目的地不明》等200多页的长篇小说都只死一个人，而《CSI》每集60分钟至少死一个人。

    爱伦·坡、福尔摩斯

    从侦探小说开山之作《莫格街血案》，到黄金时代古典派推理小说，到正在美国热播的电视剧《CSI》，推理是贯穿其间的主线，两头的差别绝对不是死的人数上的差别，而是推理方式的不同，最终反映出的，则是“我相信我”与“我相信它”的不同，是人类自信的退让。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脑子里那些灰色小小细胞也有自己的一段光辉岁月。

    1841年，爱伦·坡写了现代侦探小说开山之作《莫格街血案》，主人公杜班与朋友“我”走到一条又脏又长的路上，冷不防就说出了“我”心里在想什么：从卖水果的，一直到应该去马戏团的桑蒂伊，中间还想到了伊壁鸠鲁。这种粗糙的、牵强的、乍看起来非常惊人的“伎俩”，是160多年来侦探小说智力展示的第一步。把“智力活动”坚持下来的这一派侦探小说，被称为古典派，英美法三国的侦探小说，无论从质量还从数量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二战”后日本推理小说家又提出了“本格派”说法。很多号称正宗的侦探小说迷坚持认为，这种才是真正的侦探小说。

    柯南道尔在中提到当时先进的血迹断案术，波洛也用过最粗浅的指纹术，但科学手段始终不是古典派侦探小说的主导，而是感知能力、推理能力，包括直觉能力，尤其笃信逻辑的力量。就像奥希兹男爵写的那个《角落里的老人》，他既不是公家警探，也不是私家侦探，只是个“场边评论家”，天天窝在那里，只根据公众皆可获得的报纸社会版的新闻，通过逻辑推理，破解各种疑难杂案，他说过：“要是调查罪案真用了脑筋的话，绝对就没有谜案这回事儿了！”此时，老人显示出人类对自己头脑的无比自信。

    一开始，“灰色小小细胞（脑细胞）”显示出的本领非常稚嫩。柯南道尔第一次表现的观察能力，是他看了华生一眼，就说：“我看得出来，您到过阿富汗。”根据是华生有军人气魄（驻外），脸色黝黑（到的地方是热带），病容未去（得了某个地区才有的疾患）等等。这种水平，跟电影《海霞》里旺发爷爷识破刘阿太的特务身份没有特别两样——“凡是在海上打鱼为生的人的脚趾都是分开的”，而刘阿太脚趾头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假渔民。福尔摩斯的推论还以他驳杂的知识做背景。这对于读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只能很羡慕地看着福尔摩斯卖弄自己的知识：“从这些牙印间的空隙看来，我以为这只狗的下巴要比哒犬下巴宽，而比獒犬下巴窄。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犬。”试试看，多少个人知道的发音。除了超出常人的知识范围外，不事先告诉读者线索，也是一个问题。杜宾围绕莫格凶宅观察了然于心之后，最后才说：“隔开那扇窗子五英尺半左右的地方，有根避雷针。”

    柯南道尔从1891年到1894年，一共写了24个短篇，这些短篇小说被毛姆评价为“内容如此贫乏”，“当你读过50篇福尔摩斯的故事之后，你对福尔摩斯的了解并不比你刚读过一篇时了解得多。”但是当时，包括现在的读者难以抗拒那些“持续不断的一再叙述”。正是读者的热情与作者之间的较量推动了侦探小说炫技性的发展。

    雅克·富特雷、G.K.切斯特顿

    在这方面走向极端的，是美国作家雅克·富特雷和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富特雷笔下的凡·杜森强调“思考方能支配一切”，足不出户就解决一切问题。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未曾完全丧失是非观念，他把侦探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罪犯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则是批评家。”这位矮胖的，“一直喜欢狗（DOG），只要这个字不是倒着拼写的”的神父，在《花园血案》中脑子转一转，就把两具无头尸体和两颗脑袋匹配起来，完整描述二人被杀再被换了头的过程。至于《角落里的老人》，干脆就说：“我同情的，往往是够聪明狡猾、可以把整个警方牵着鼻子走的罪犯。”

    为了配合让智力游戏更公平一些，笔名范·丹的记者兼艺术评论人威拉德·赖特提出了《侦探小说二十准则》，第一条就是在破案中读者应该获得同样的机会，所有的线索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其他还有诸如：读者所受到的蒙骗应该仅止于罪犯施诸侦探本身的那些诡计；侦探小说不应该扯上暧昧和爱情，否则就纠缠不清，使一些纯粹智力的竞赛复杂化；犯罪的人不应该是侦探本人，或者是警方中的一员。这是一种欺骗读者的卑鄙手段；破案的方法要合情合理。诸如读心术、扶乩、招灵、看水晶球那类的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