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乃是侦探小说之禁忌。和读者斗智的应该是个凡人。读者在玄学的第四维空间里和神仙幽灵斗法，又岂有得胜的机会呢等等。所以，侦探小说作者们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或者是寻找、或者是创造读者的心理盲点，然后用逻辑推理使得不可能成为可能。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经典设谜程式，比如密室推理、孤岛推理、不在现场、没有脚印、不可能消失等等。
在《上帝的灯》中业余侦探艾勒里·奎恩经历了一件看似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幢坚固牢实的房子一夜之间消失。在找出原因之前，文章中一再提到萨拉姑妈错把梅休小姐当成自己的女儿奥莉维亚。表面看起来不过是一个糊涂老人经常发生的错觉，实际上这却是解谜极为重要的线索。读者在看这类侦探小说的同时必须仔细得跟饥荒年代拾麦穗的人一样仔细，如果真这样仔细，谜底会在文章结束前解开。这是作者和读者智力上的较量，作者一面要给出线索，一面要尽量让它们不为人注意。
密室推理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一座表面看起来无人可进出的房间里发生命案，这种“具有幻想性与强烈魅力的谜”与“逻辑性、思索性”的完美结合，彻底将推理小说架空到艺术品的地步。如果说一开始侦探小说的目的还在于相信凭借自己的头脑抓住凶手，但现在它不再讨论是谁做的，而专注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变成了更单纯的智力游戏。
阿嘉莎·克里斯蒂、日本侦探小说
写侦探小说使用障眼法最成功的，当数阿嘉莎·克里斯蒂。虽然在《斯太尔斯庄园奇案》中，阿嘉莎显露了药理学上的知识，但很快，她进入了几乎是纯智力的游戏当中。是“孤岛推理”最经典作品，它实际上也是“密室推理”的变体。十个毫不相关的人被邀请到一座荒岛上，荒岛成为一个封闭空间，无人能离开也没有人来，十个人一个接着一个死掉。这个故事当然有可疑成分，但由于阿嘉莎擅长营造紧张气氛，读者根本无暇注意叙述中的瑕疵。好在阿嘉莎并不是一个推理机器，她知道仍然与道德有关系，马普尔小姐在絮絮叨叨破案的过程中始终不忘透彻分析男女之情。
“二战”之后，日本成为侦探小说重镇。侦探与推理在日文中是同一个意思，但因为日文改革，“侦”字被取消，所以推理小说取代了侦探小说。单从技巧上说，日本推理小说并没有特别的开创性，只是在“不可能”这方面往极致发展。
1912年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写了《特伦特的最后一案》，以此证明破案推理是无用而且有害的。特伦特自以为解开了曼德森死亡之谜，得意地邀请“他的朋友”卡普尔老人吃饭庆祝。老人却告诉特伦特，他那一套看似严密的推论毫无用处，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40年后毛姆在《侦探小说的衰亡》中则宣告了本特利先生的计谋也是“无用的”，其“无用”在于指纹术的应用，卡普尔杀了曼德森后，就把枪扔在地上，没有擦去指纹，他的手指头上还保留有火药的味道以及微粒。1892年起用于抓获杀人犯的指纹术在本特利写小说的时候还不普及，但现在读者再看本特利的小说，他精心设计的谜局已经毫无意义。但他不是败退在科学面前的第一个人。
还有波洛，在中，这个长着鸡蛋一样小脑袋的比利时人挥斥方酋，最后一章大解密时仿佛掌握了人类所有的智慧。事实上，他那一套现在也用不着了。任何一个被《CSI》稍微训练一下的观众看那部同名电影时都不免替杀人者担心：他们在现场留下的证据实在是太多了：门把手上的指纹就足以让这些人飞快落入法网。
2000年《CSI》第一季开播，其中有一集仿佛是在向致敬：一架飞机上的商务仓发生命案，但所有活着的乘客众口一词说并没有谋杀发生。格雷森和他的小组没有听取那些证词，也没有进行安乐椅中的思考，他们把一切交给证据。由证据，而不是推理，指证所有人都参加了谋杀。波洛会摇着他的胖手指头说：“不，我发现所有证人的陈述有矛盾。”而格雷森会说：“我发现所有证人的陈述于证据不符合。”判断何人有罪的任务由人类的脑力劳动交到了客观证据手里。
这门叫法庭科学的学科，如同当年照相机把绘画往现代派推一样，把古典派推理小说中人类的智力也变成了墙上的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