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在没有电脑和多媒体技术的时候，还是非常新鲜稀奇的想法。
“这个稀奇可真是差点要了我们的命！”现在想起来，李斌还是叫苦不迭。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资料照片的搜集不是难事，作为画家，对图片的关注本来就是他们的职业习惯，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报刊上来源也很多。麻烦的是制作过程。他们必须把选中的照片拼贴之后翻拍，在暗房制作好照片后贴在三合板上，再在照片背景上用水粉画出主体形象。
暗房里又闷又潮，每一张底片都要经过好几道曝光，有的人头只有一点大，很难把握。照片里不同人物和元素的位置、明暗，经常要做好多遍才合适。有时候做一半又觉得照片不好，再重找、重换。好容易照片部分做好了，画的时候稍有差池，就又要整个重来。
截稿的日子那么紧，那些天里他们几乎是连轴转，晚上做暗房部分，白天画。“简直困死了。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李斌说，那时支撑他们的力量，就是想，和张志新的遭遇比起来，这算得了什么！
当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在哈尔滨日以继夜地赶做《张志新》时，北京《连环画报》编辑部风波骤起。
1979年8月号《连环画报》发行刚刚三天，就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并追查责任。这几乎是出版界最重的刑罚。原因是这期上刊登的作品“政治影响不好”。
这组后来被评价为是“冲破文艺禁区”、并获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的作品，当时引起争议和被批判的理由，现在看来颇有点荒诞，其中一条是：他们未加丑化地描绘了林彪、江青等“反面人物”形象。用李斌的话说，他们想做的无非就是“回到正常”，而这在当时是被视为不正常的。
时任《连环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吴兆修还记得，的刊发，是经过编辑部全体讨论通过的，得到这种“待遇”的稿件并不太多。大家一致认可这是好东西，也想到可能会有风险，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他们还是觉得很有底气。“而且，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能推出去，对于编辑来讲，那是失职。”
禁令下来后，编辑部开会认为不能接受，决定越级申诉，直接致信中宣部说明情况。很快，吴兆修和另外四名编辑被召集到中宣部开会。会上，吴兆修表示，如果作品有问题，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可以批判”，但禁止发行或者换掉重发不可取。而且，吴兆修还提出一点，画中对“反面人物”形象，也还是做了一定冷色调的处理的。
的命运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后来，应读者要求，这期《连环画报》在出版后又加印了十万份。其中那幅在“万寿无疆”标语牌下死去的年轻生命的画面，至今还被常常提及。
然而《张志新》的遭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对张志新的宣传和报道戛然而止。完成了的连环画作品，永远失去了刊发的机会。
26年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的画面依然让人震撼。
有一幅背景剪贴了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两行量定“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说明，正好封住了张志新画像中嘴的部位。
[注：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幅，带着红领章的审讯人员和被审讯的张志新，之间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背影。背景照片上有正面的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旧时代统治者，一幅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一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对联照片，寓意了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专制本质。
表现“割喉”场景的那幅画面构思，也独具匠心。执行人和受害者的脸都被隐去了，黑色剪影似乎在告诉观众这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近处有人俯视着，沉默地关注着这一罪行的发生。再往上的背景，是波澜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清明节群众集会的图片。画面中心看似空白，细看，是张志新仰天长问的面容。好像暗寓着“一个声音被扼杀，千万吼声响起”。
由此，旅澳画家沈嘉蔚在为《刘宇廉画集》撰写的导论中，评价“这套不足二十幅的连环画佳作甚多，是以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海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批判最深刻最尖锐的绘画作品。”
“能触动民族记忆的东西，永远都是有生命力的”
历史无法假设。谁也不知道如果这套《张志新》能继和之后面世，在那段历史上将会留下怎样的一笔？而不像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王洪义教授所感慨的：“由于社会转型和岁月销蚀，其中的批判性已失去明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