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仅仅是用计算机去找一些例子，并予以验证，以及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信息，我从来不用电脑做直接的证明。不同的数学家对电脑有不同的态度，我自己很少用计算机，但我的一个学生却用计算机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他用计算机解决的这个问题的特征与我的很不一样。数学领域中只有很少的问题是能够通过计算机来解决的。”他的回答简直像在叙说一个定理。
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对中国的印象。他只是简单的一句：“比我想像的更具有生活气息。”而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呢？“我没教过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做几何和分析的，研究数论的较少。我跟他们的接触很少。”
幽默在他简单的回答中迸发。“通过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全世界都在关注您。那么，公众的关注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和改变吗？”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我不用再做费马大定理这道题了。”
“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中，主人公约翰·纳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群数学家在会议厅里纷纷向他献上钢笔，作为一种致敬的方式，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统吗？您收到过钢笔吗？”
“当然是虚构的。”他发出一阵笑声，“不过倒是个好主意，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做。”
最简单而周密的回答出现在这里。我问：“介意说说你和太太是如何相爱并结婚的吗？”
“我们在普林斯顿相识，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
“我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该回溯一下属于安德鲁·怀尔斯曲折而辉煌的时刻了。
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死后，他在一本数学书上所写的注记被人们发现，结果诞生了一个让后人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是一个用每个中学生都熟悉的话来表达的谜，却难住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更折磨人的是，费马还留下一个注记，暗示他已经有了一个解答，不过他没有写出这个证明。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个定理依然缺少一个完整的严密证明。在任何学科中，都没有什么问题表达起来如此简单清晰，却能够这么长时间在先进知识的进攻面前屹立不动。
安德鲁·怀尔斯十岁时，就被费马大定理吸引住，并从此选择了数学作为终身职业。但上大学之后，“我一直在想，历史上许多人把可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最终也没有解决费马大定理，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从研究生阶段，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拓宽自己的视野方面。”在采访中他说，“看起来我似乎是暂时离开了大定理。”
1986年，安德鲁·怀尔斯决定向费马大定理发动冲击。他先用十八个月的时间，收集了这次冲击所必要的数学工具，而他全面的估计是：他接下来的要做的，是可能长达十年的专心致志的努力。
我问：“当时有许多数学家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或者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很渺茫，于是放弃了，而你坚持了七年。你当时着手研究的时候，把握大吗？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他否认自己具有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卤莽，“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怀尔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专心研究，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也不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在那七年时间里，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什么。
在这次采访中，安德鲁·怀尔斯向我当面澄清了这种说法：“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告诉了一些同事。但他们知道之后，只要一见到我，就不断地问进展情况，使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和干扰。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讲出来更好一些。并且我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被人不断问及，我就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就像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老是被人问怎么了，到什么地步了，那这个小孩就会很难堪。”
就这样，他逐渐转入一种秘密状态下的战斗。七年之后，安德鲁·怀尔斯对太太说：“我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1993年6月的牛顿研究所报告之后，当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为他举杯庆祝时，安德鲁·怀尔斯向《数学发明》杂志递交的论文正在进行严格的审稿。审查人在第三章中碰到了一个问题，使得怀尔斯无法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保证某个方法行得通。他必须加强他的证明。
在距离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安德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