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执行，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到的劫掠最为严重。据国民党官方报告，单在上海一处，就强制收兑了价值1.7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拘捕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申新集团的荣鸿生和永安集团的郭棣活，强迫执行官方的“平价”，使工商业者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在这次大劫掠中，蒋介石集团究竟掠夺了多少黄金、白银和美元，谁也不知道。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穷凶极恶，使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去了信心，在全国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仍然疯涨。以上海的大米为例，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当局实行限价时，每担为金圆券20.9元，到1949年5月，涨为17500万元。
金圆券的发行量在4个月中从20亿增加到208亿，同过去的法币一样又成为一张废纸。1949年4月15日，金圆券在一天之中就贬值40％，如果与发行金圆券时期的比价相比，这一天黄金和金圆券的比价为当时的3.7万倍。到1949年5月，共发行金圆券超过67万亿元，较之抗战结束时，纸币发行量增长了3.8亿倍，可谓创造了一个空前的世界纪录。（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还发行了用以代替已成废纸的金圆券的银圆券，结果是基本上无人理会，成为废纸，可谓创造了又一项发行纸币的笑话。）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令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情况：或者以物易物，或者以民间还保存着的几十年前的银元和各种铜币来进行流通，或者以大米（主要是在农村中）和棉纱（主要是在城市中）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是无可挽救的了。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国民党政府不垮，真是天理难容！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国统区广大群众纷纷起来与之抗争，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蒋运动。
爱国反蒋运动的先锋是学生。学生的爱国反蒋运动在内战期间延续不断，此伏彼起，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学生的爱国反蒋运动又唤起和推动了国统区其他阶层的爱国反蒋运动。
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在北京西单闹市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强奸。这一事件先是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封锁不成又反过来污蔑女大学生“似非良家女子”。总之，千方百计为美军开脱罪责，严禁学生把矛头指向支援帮助蒋家王朝打内战的美军。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仅在1947年1月这一个月中，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中就有50万以上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声援。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之下，罪犯皮尔逊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半年后，刑期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予以撤销）。
1947年5月上半月，南京的米价就上涨了60％。食品价格飞涨，使学生实在无法正常生活和学习。于是，各大学在5月13日举行罢课，学生代表3000多人于5月15日到教育部请愿，要求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增加学生的伙食费。反动当局不仅无理拒绝了学生的正当要求，更于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宣布对全国各地凡是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活动一律“采取紧急措施，作有效之制裁”。为了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所大学的学生代表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军警对学生代表进行了血腥镇压，有500多名学生被打，其中受伤者有50多人，重伤8人，史称“五二零”惨案。“五二零”惨案之后，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中国学生联合会于6月18日在上海成立，“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遍全国。
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之下，全国其他阶层的反蒋爱国运动也层出不穷，声势愈来愈大。
当时，受苦最深、生活最艰难的是农民。他们本来就相当穷苦，全面内战所带来的大量征兵和征粮，更使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当时对农民的征粮共分为征粮、征购、征借三个部分，据甘肃省的统计，其总额超过了抗战以前的20倍。除征粮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据四川一省统计，总数达190多种，故而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为了打内战而日益疯狂的“抓壮丁”狂潮，使农村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三年中共征兵350万人。官逼民反，广大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自救图存。仅四川一省的官方统计，在1947年初，就有130多个县发生了以反对征兵征粮为中心的“民变”，不少民变者都拿起了武器，发展成了人民武装。就连南京政府眼皮之下的京沪郊区，也有十几个县农民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在长期活动。这些活动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计划根本无法完成，成为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人民发觉：“想中央，盼中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