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决定性的。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了一段带总结性的话：
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了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与解放区中欣欣向荣的情况完全相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那半壁江山却日益黑暗腐朽，摇摇欲坠。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本来就是违背民心的，为了支持这部庞大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国民党政府其他天文数字般的源源支出，国民党政府只能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以卖国求援来谋求美国的援助，另一个是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掠夺。
八年抗战，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害。抗战结束之后，只有集中全力修补战争的创伤，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经济才可能逐渐恢复。可是蒋介石集团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这里，而是一心要打内战。虽然把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80％都用于军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蒋介石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用来换取美元。为此，美蒋之间订立了一系列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条约，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美其名为商约的主要条款是美国提出来的。根据这个条约，美军可以长期驻在中国，美国的飞机、舰船可以在中国任意航行，在中国的美国人员不受中国的法律制裁。很明显，这不是什么商约，故而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之为“新二十一条”，和当年袁世凯将主权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毫无二致。正由于蒋介石将中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所以美军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1946年底，驻扎在天津的美军有过这样的规定：碾死或杀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10万元；碾死或杀死一头驴，赔偿法币13.5万元。在美国大兵眼里，中国人还不如驴！
在乞讨美元的同时，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政府又尽一切可能加大横征暴敛的规模与力度，从而造成经济萧条，百业残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在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1947年，蒋家王朝的全年财政支出为法币40.91万亿元，可是它的全年财政收入仅有13.83万亿元（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还有一个统计，认为蒋家王朝的全年收入有92％是靠发行纸币获得），这种骇人听闻的赤字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让印钞机器飞速开动，以更大的赤字来填补这个无底洞。于是在国统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1947年一年中，物价普遍上涨20倍，有的达到30倍。上海的米价在1月初是每担6万元，到年底就涨为110万元。
这种上涨，较之以后还只算是微不足道。到1948年，上海米价在1月是每担150万元，到了8月竟涨为6500万元，在8个月中上海的平均物价上涨了500～1100倍。老百姓在1937年能买两头黄牛的钱，到1947年7月，就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价值竟然还不如它本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
物价的狂涨，是整个经济崩溃的标志。在农村，由于税捐太重和强拉壮丁，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1947年，过去一直是最富庶的江苏省抛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三，安徽省和河南省各占三分之一，广东省最高，达到四分之三；国统区各省耕地的荒芜面积都在20％～40％，农业产量较之1936年减少40％。农民忍无可忍，纷纷起来抗粮抗捐抗抓丁。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眼见农村的现状，也深知其惨状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其统治，为了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相对峙，也提出了在国统区搞“二五减租”，甚至提出要搞土地改革，要“耕者有其田”。为此，国民党政府曾经下过减租命令，下过举办“合作农场”的命令，最后于1948年发布了《农村改革法草案》，宣布要搞土地改革。由于国民党本身就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本身已经腐朽不堪，所以这些花花手段只是一纸空文，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不说土地改革，就是“二五减租”，据国民党行政院农林部对3省14县的调查，也是“均未将办理情形及效果列报，实际均尚未办理”，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笑柄。
在城镇，百业萧条，工厂和商号举步维艰。由于物价飞涨和捐税苛繁，1947年上海的开工率只有20％，天津有95％的工厂停工和半停工。
从全国来看，整个工业体系80％已经瓦解。1948年的情况仍然在恶化，据北平市参议长许惠东在国民党中央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北平“每日都有自杀者，商店呈请社会局准予歇业者日必有十余家，公共汽车停驶，工厂相继停工”。
面对这种经济大崩溃的形势，国民党政府搞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币制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在全国发行金圆券20亿元作为本位币，限期以300万元法币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同时还宣布收兑全国所有人私有的黄金和白银以及外币，逾期不兑换者一律没收，还宣布禁止工人罢工。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的大掠夺，大洗劫。由于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在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