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又名为天津地方武装保安旅，是由原来的保安团队改编的，也都是天津的地方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杨亦周和四位参议员只好去征求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他还兼任天津的防守副司令）的意见。林伟俦以默不作声的态度，拒绝了和平之路。
为了天津的和平，杨亦周等人再次去陈长捷处，进行了苦口婆心地劝说，陈长捷仍然坚持必须让部队撤到塘沽，否则无和谈可言。1月9日，当四位参议员再一次出城，将陈长捷的这一立场向刘亚楼做了汇报，陈长捷的这一顽固不化立场，遭到了刘亚楼拒绝。刘亚楼再一次对几位代表做工作，他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
在中共中央总的原则立场指导下，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天津的陈长捷等人已经做了耐心等待。为了最后一次对天津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教育，争取他们走和平之路，1949年11月11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写了一封信，而且派出通信联络人员通过双方的接触线，进入到了国民党军队防区，亲手将信送到了陈长捷、林伟俦和刘云瀚手中。
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全文如下：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我军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件，在天津的国民党当局中被视作解放军对他们的最后通牒，故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津国民党当局的五名最高负责人不得不聚到一起，商量对策。除了三个收信人之外，还有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在这几个头目之中，杜建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杜建时是河北武清杨村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蒋介石开办陆军大学，杜建时入学考试与毕业选拔考试都是第一名，被蒋介石选送美国深造，在堪萨斯陆军大学毕业之后，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到加州大学攻读了国际关系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1939年学成回国，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博士将军”，先后担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国防大学教务处长、国防研究院主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高级参军，很得蒋介石的器重。当时蒋介石与各国的高级谈判他都是重要的随员，连1945年参加联合国成立的中国代表团，他也是成员之一，宋美龄还把自己的秘书介绍给他做了夫人。蒋介石把他派到天津来，先任北宁路护路司令官，后任天津市市长，是蒋介石放在华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心腹人物，他实际上是蒋介石安在华北地区的一个耳目，华北地区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傅作义集团（在杜建时眼中，陈长捷也属于傅作义的人）的情况，都经常由他直报蒋介石。可以这样认为，陈长捷所以不敢如傅作义那样逐渐走上和平之路，除了他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军队之外，杜建时这个蒋介石的耳目的严密监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天津的五巨头坐到了一起，都看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亲笔签名信。怎么办？都不敢首先表态。在这五巨头之中，在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在提防着其他人。陈长捷是名义上的最高司令官，但他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又被另外几人看成是傅作义的人，他怕杜建时和两个军长找他的茬。杜建时虽然是蒋介石的心腹，但他自己不掌兵权，他又一直弄不清楚陈长捷到底卖的什么药，弄不清楚这时陈长捷和傅作义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在这段时间，由于傅作义本人对和平问题极为小心，一直未下最后的决断，不可能有很直接的态度，所以并未就和谈问题与陈长捷有过任何联系），所以也无法表态。林伟俦和刘云瀚这两个军长对于自己的实力是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林彪的对手，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上司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也很难在和战问题上作出大的行动。特别是他们心中很清楚，杜建时是蒋介石的心腹，而陈长捷又是傅作义的人，这两人的意见不统一，他们作为下级是很难办的，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表态。至于秋宗鼎，是一个空头副司令，更不愿先谈自己的意见。这样，五人都没有在和与战这一大问题上做出最后的选择，都未能走上和平之路。当杜建时再次向陈长捷询问天津到底能守多久这一问题时，陈长捷仍然说可以坚持一个月。于是，杜建时就要陈长捷给林彪和罗荣桓回信，实际上是要陈长捷给蒋介石表态。于是，由陈长捷口授，秋宗鼎笔录，一封陈长捷式的回信写成了：“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这样，陈长捷等人丧失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天津的最后机会。全国解放以后，陈长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军，将战火引入市区，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对人民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