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要坚守天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军长都认为天津难守，主张不守天津而守塘沽，以便南撤。只有陈长捷认为天津有十分坚固的城防工事，是可以守住的。争论到最后，陈长捷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们若擅自将天津部队集中到塘沽，那我就自杀。”
陈长捷是不是没有军事常识，也不知道我东野大军已经做好了攻打天津的准备，如果真打起来，他陈长捷的13万人马不可能是我军几十万人马（我军用来攻打天津的部队是34万）的对手？陈长捷是不是不知道北平的傅作义可能会走和平之路，而他一定就要与傅作义唱反调？这都不是。陈长捷是这样考虑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应当是“平津一体”，傅作义把他放在天津，他就要尽力守住天津；如果傅作义先走和平之路，而且又不出什么问题，到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北平还未曾安全地和平解决，傅作义还没有给他下达和平解决的命令，他在天津坚守一个月是完全可能的。坚守一个月的根据，就是天津坚固的城防工事。
陈长捷当时在天津多次表示要为党国效忠，要拼死抵抗，其本意就是如此。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陈长捷表现出了很为慷慨激昂的姿态。例如，陈长捷对部队发出了这样的通令：全体守城部队必须据城坚守。如果我在守城中战死，由副司令林伟俦继我指挥；各级主官如果战死，由预先指定的人指挥。坚决守住天津，与阵地共存亡。与此同时，陈长捷还向各部队下发了一份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也不多见的战场纪律：士兵退却者，班长可将士兵就地枪决；班长退却者，排长可将班长就地枪决；排长退却者，连长可将排长就地枪决；连长退却者，营长可将连长就地枪决；营长退却者，团长可将营长就地枪决；团长退却者，师长可将团长就地枪决。
尽管陈长捷决心要为国民党殉葬的口号喊得如此响亮，但是我党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还是作了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努力。在天津城中，也有若干有识之士希望和平，也在为走和平之路积极奔走。
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就是在城中为和平奔走的一个代表。杨亦周是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经理，多年以来，和我党华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秀峰、黄松龄、阮慕韩、何松亭等有交往，他参加天津参议会议长竞选时也曾经征求过我党的意见。从1947年开始，我党地下组织指定由地下党员刘绎文（公开身份是天津社会局救济院院长）与杨联系，所以他的很多社会活动都是听取了我天津地下党意见的。这一时期，天津广大市民无不深深地盼望着天津能够不受战火之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在1948年岁末，解放军已将天津包围，城内外已是炮声隆隆（我军为了扫清城外的据点已经和守城部队进行了不少战斗。陈长捷在得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之后，他命令城中的炮兵不断向杨柳青一带进行炮击），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大市民难以向交战双方的负责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杨亦周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专门邀请了十几位市参议员一起研究，决定代表民意进行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努力。他们决定，推选出丁作韶、杨青云、康相九、胡景薰四名参议员代表天津市民出城向解放军求和；同时公推杨亦周代表市参议会向陈长捷进言，希望陈能走和平之路，如果陈长捷同意，就请陈马上采取行动，与解放军议和。
但是，陈长捷十分狡猾，他自己不愿言和，也不公开反对民间言和，他对杨亦周等人的答复是：“求和是民间的事情，军方不予过问。”
天津市参议会的四名代表根据我方在无线电广播中向天津市民所宣布的出城与解放军联系的方法，于1月5日手持白旗从天津北边的王串城出城，顺利到了我军的前线阵地，立即受到了我军的热情接待，在我方联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在一个村庄里见到了我军前线指挥员刘亚楼。
刘亚楼在仔细听取了四位代表的陈述后，对他们的和平愿望予以鼓励。
然后，他向四位代表正式表达了五点意见：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的生命安全；（四）本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对天津停止炮击6天（从1月6日至11日），限期内（12日）要明确答复，过期即行炮击。
四位参议员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带回城内，立即向杨亦周作了汇报，杨亦周又立即前往陈长捷处做了转达。狡猾的陈长捷在沉思一阵之后，仍然用上次回答杨亦周的办法，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并不反对和平，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的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陈长捷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在天津的部队中，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都是属于中央军系统的部队，陈长捷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如果要算他的嫡系，可以算得上的就只有一个警卫营是他从西北带来的。他到天津之后成立了一个天津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