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平津战役

    天津城内也不平静。特别是那位天津城内最高军政长官陈长捷。

    陈长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与傅作义相差两期的同学。正因为他与傅作义有这层同学关系，所以他从军校出来之后，就接受了傅作义的邀请到山西加入了晋军，从排长一直升到师长。中原大战晋军失败后被整编，他在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中任旅长。抗日战争中任六十一军军长，在傅作义指挥下打过不少恶仗，在团城口之战中，他的一个团打得只剩下一个排；忻口之战中与日军死拼半月，消灭了敌人的3个联队。1938年5月，他升任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与傅作义并列的晋绥军中地位最高的集团军总司令。但是由于他不是山西人，对于阎锡山重用山西“五台帮”及若干军政措施有所不满，与阎锡山的矛盾逐渐加深，1940年终于被阎解除职务，他便利用已经离开阎锡山而投向蒋介石的傅作义的关系，也投入到蒋介石部下，到绥远任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守备军总司令。这以后，还担任过兰州补给区司令、军官第二十总队总队长。

    当傅作义在1947年底同意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按傅作义的考虑，当然是由自己负责北平，在谁来负责天津的问题上他很费了一番苦心。后来选了陈长捷，是因为陈长捷虽然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但却不是晋绥人而是福建人，便于和中央军系统的南方将领搞好关系。陈长捷的资历又比当时华北国民党军队中所有的兵团司令都要老，10年前就是集团军总司令。所以，傅作义就向蒋介石要求将陈长捷这位老华北从兰州调到了天津，并由蒋介石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塘沽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

    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攻守天津的双方主将一个是中共方面的刘亚楼，一个是国民党的陈长捷，竟都是福建人。

    陈长捷到天津之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逐步排挤了军统在天津的势力，成立由他一手组建的天津警备旅来维持社会治安，又花了很大力气修建防御工事。由于天津地势平坦，无任何地形可以利用，所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已经修了不少城防工事。陈长捷之前，驻防天津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保定绥署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又接着修，当时曾经筹集了250亿元的巨款用来修筑碉堡，并开始挖掘护城河。陈长捷上任后，在上官云相的基础上，不仅修成了护城河，而且在护城河外又拉了几道铁丝网，布置了纵深几十米的鹿砦和布雷区，总共埋有数万枚地雷。护城河沿线阵地之外2000米之内的房屋和树木全部拆除或烧掉，形成无人区。护城河内侧则用挖河时挖出来的泥土筑成一道底宽7米、顶宽1米多、高3米多的梯形内墙，墙上拉有5米多高的电网，墙内修有一条宽5米的公路，可以用汽车运送各种弹药和物资。特别是沿内墙又修筑了环形的碉堡，每隔30米就有一个，其中大型碉堡有380多个，每个碉堡中还有电灯和电话。在这一个碉堡圈之内还有三道碉堡工事，总共有各种碉堡1000多个，都是以钢筋混凝土建成，不像其他地方以土木为主的碉堡，被称之为“天津的盔甲”。从整个天津城来看，就以护城河和碉堡为主，加上铁丝网、散兵坑、掩蔽部、交通壕，成为经过全面规划的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正因为如此，陈长捷才敢于对各种传媒自夸说：“大天津堡垒化！大天津固若金汤！”

    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只有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其他部队，总共只有13万人。陈长捷敢于如此自夸，就在于天津的城防工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不嫌兵单，还恃阵固”。不过，不管陈长捷是不是吹牛，如果就事论事而言，天津的城防工事的确是我军攻打敌人的城市以来所遇到的最坚固的城防工事，过去所攻打过的济南、洛阳、开封、锦州、沈阳等地都不能和天津相比。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东野的攻城大军对于攻打天津进行了认真的战术准备。其中，主要是演练用爆破、炮轰的手段炸毁敌人的工事，用芦苇桥、跳板、船桥等办法渡过各种河沟和战壕，用爆破、耙雷杆排除敌人的地雷。正如六纵十七师指战员所编的顺口溜：“攻坚虎，虎生风。练爆破，演攻城。练巷战，习攀登。今日练兵憋足劲，来日大闹天津城。”

    陈长捷对于天津的城防是颇有信心的，而且是天津所有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最有信心的一个，因为他认为天津的地形不便于展开进攻，再加上有几层工事，进攻者不经过长时间的构筑攻城工事步步逼近，并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很难攻破的，更是不可能用强攻急袭的办法攻破的。对这一点，他还和其他军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1948年12月18日，蒋介石按他凡是在军情紧急时就要给第一线的军队指挥官写亲笔信的一贯做法，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平津前线的指挥官，意思当然是老一套，就是要各位在“华北垂危”之时，在“关系党国之存亡”的决战中精诚团结，“效忠党国”之类。他派了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乘飞机前往北平，飞机不敢降落，就飞到了天津。李及兰将陈长捷和驻守天津的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集中起来，让他们来看蒋介石的亲笔信，当场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