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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派出的第二次和谈代表不再是崔载之,而是周北峰和张东荪。
周北峰原来是山西大学的名教授,年轻时留学法国,获硕士学位,并到苏联、德国等七国观光学习,是华北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1937年蒋介石邀集的全国名流庐山茶话会上认识了傅作义,从此成为朋友,任过傅作义绥远省政府参事和第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傅作义曾请周北峰为代表到延安拜会毛泽东、贺龙与萧克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此之后,傅作义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大多以周北峰为代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调部三人小组中,傅作义的代表也是周北峰。当时,周北峰名义上的职务是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实际上是傅作义的一位高参。
张东荪也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爱国民主人士,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做教授。张东荪根据民盟中央的决定,曾经代表民盟正式向傅作义提出建议:从速罢兵言和,保护文化古都不受损失,并表示愿意充当和谈的牵线搭桥人。傅作义认为,有民盟这样的第三方参加和谈,又有张东荪这样的知名人士亲自出山,对他的谈判会大有好处,便同意请张东荪作为他的代表,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和谈。
1949年1月6日,周北峰和张东荪出发之前,我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到张东荪家拜会了周、张二人。崔月犁说北平的地下党和设在蓟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知道了傅作义将军这次和谈的有关安排,他是特意代表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来对他们的前往表示欢迎的。
崔月犁向他们交代了这次出城的路线是从西直门到海淀,见了解放军后的联络暗号是“找王东”,自有解放军为他们进行安排。周、张二人按照崔月犁交代的路线,顺利进入了解放军驻地,并见到了驻在西山的我东野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周北峰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和程子华有过交往,算是熟人,所以双方见面时的气氛相当融洽。在程子华派出的警卫、班的护送下,周、张二人在1月7日来到了上次和谈的地点八里庄。接待他们的不是别人,就是上次的和谈代表李炳泉。这时李炳泉的身份已经是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了。
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这次和谈十分重视,在此之前,已经就谈判中的有关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1月6日,中央电示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是: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周北峰和张东荪到八里庄的第二天,即1月8日,聂荣臻就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作了很长时间的交谈。周北峰向聂荣臻表示,傅作义这次要他们前来谈和平,的确是有诚意的,因为这是目前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有走这一条路,希望能谈得尽可能具体一些。周北峰向聂荣臻转达了傅作义的几点意见: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当天下午,林彪和聂荣臻即用电报向中央汇报了当天的谈判情况,在汇报了双方的谈话要点之后,林彪和聂荣臻对于谈判中最重要的部队整编问题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判断是真假两面(按:指傅作义这时对于和谈的态度既有真的成分,也有假的成分),如果傅真的这样,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以讨好蒋介石;让出平、津以讨好中共。将来我军对他实行缴械时,其责任在我。傅这种打算,是真是假都很难实现,因我们判断,蒋系部队不会听其命的。我们拟回答两条如下:如傅能保证部队听命开出城,、则我们准备答复他规定时间地点将部队调出,分驻各地缴械;如不能保证,则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如果这两条都做不到,则我公开宣布军事行动。请中央立即回电,因张要走,同时天津攻击在即。
毛泽东收到林彪和聂荣臻的电报后,立即与周恩来等做了研究。然后,在1月9日凌晨2时,给林彪和聂荣臻回电,对谈判做了明确指示:
8日15时电悉。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3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问题。
1月8日,双方的正式会谈开始,我方林彪、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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