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参谋长郑晓岚明确表示不赞成和谈；完全支持和谈的则有才当过俘虏的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三十五军副军长朱大纯、骑四师师长刘春方等三人。
傅作义可以有反复，傅作义的部下可以有分歧，这些都应当是正常现象。但是，这时的中国是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急剧变化的大转折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就在傅作义反复不定的时候，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促使傅作义不得不发生急剧的变化：
12月11日，傅作义三大主力之一的一零四军在怀来南逃途中被歼。
12月14日，我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2月14日，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傅作义不得不把他的总司令部从北平西郊搬入城内的中南海。
12月20日，我东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运输线，京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撤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12月22日，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另一主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12月24日，傅作义系统唯一的一个兵团十一兵团以及第三支主力一零五军等部在张家口被歼，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等被俘，张家口被我军解放。至此，傅作义的三大主力军已全部被歼。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集团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
与华北战场上的上述情况同步，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着以下的大事：
12月10日，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宣布全国戒严。
12月15日，淮海战场上的黄维兵团被歼。在此之前的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完全包围。
12月24日、30日，国民党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通电，主张“与共党谋和”，国民党内的桂系决心逼蒋下野。
上述这一系列大事，可以说每一件都在逼着傅作义当机立断，投向人民阵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也不可能再走顽抗之路，只能在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
与上述大事同步的时间内，在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内部，还发生了一件傅作义当时还不知道的不大不小的事件：不仅傅作义在考虑走和平之路，就连在华北“剿总”序列中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九十二军，铁甲总队一大队，都在背着傅作义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甚至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也有人在准备起义。
九十二军本是属于侯镜如为司令的十七兵团的部队，原来驻在天津。12月初，为了援救驻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傅作义把驻在北平附近的一零四军和十六军都调往怀来和康庄，北平感到空虚，就把九十二军调到北平南郊，军部驻在大红门，军长黄翔则住在城内的王府井梯子胡同。当北平被我军包围之后，黄翔自知已经成了笼中鸟、瓮中鳖，非常焦急。这时，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已经同我党地下党员薛成业、李介人等有了联系，准备在适当机会举行起义。张伯权还接受了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让地下党员季鸿到他的司令部担任参谋处的副官，负责有关事项的联络。根据我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张伯权带着曾经在九十二军工作过的李介人去做黄翔的工作，要他率部相机起义。由于李介人本是侯镜如的外甥，而侯镜如早在1948年8月就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经对黄翔有过必要时可以投向共产党的暗示。黄翔同意起义，遂于12月21日派中校参谋宋铨夏和季鸿一道，出城与解放军联络。宋铨夏和季鸿到了当时设在马驹桥的东野三纵司令部，见到了我东野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等负责人。谈判之后，双方约定从即日起，九十二军与解放军先行停火，以后的行动，要九十二军听候指示。如果万一起义的企图被发觉，九十二军有危险的话，可以把部队带到解放军占领区。可几天以后，由九十二军负责守卫的南苑机场就由解放军攻占了。傅作义命令九十二军必须收复。因为几天前才与解放军有了停火的约定，黄翔感到很为难。可是傅作义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黄翔只好下令二十一师执行反击任务。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表面上接受了任务，派出了一个团，实际上这个团只派出了一个连去佯攻了一下就撤了下来。
傅作义不明底细，只知九十二军的反攻很不得力，大骂九十二军：“他们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表演！”傅作义当然不知道，黄翔和张伯权的确是在表演。如果他不走和平之路的话，其他人也会走上这条路。
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一支全部使用装甲车的铁甲总队，其下设了三个大队，即一大队、二大队和四大队，分别负责驻守北平的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叫于维哲，过去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这时候，经他多方努力，终于和地下党员魏焉接上了关系。魏焉向上级汇报以后，上级党组织派负责北平敌军工作的王苏专门和于维哲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维哲又说服了铁甲总队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他们已经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