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尾参加了和傅作义代表的全部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苏静接受任务之后，选定了距孟家楼不远的八里庄，在地主侯云台的院子里准备了接待地点。12月17日，崔载之等人在我十一纵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来到了八里庄。在开始接触中，崔载之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傅作义前来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并提出了傅作义关于和平解决的一些具体计划，其中心是要我军停止一切进攻，两军均向后撤，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地问题。为了达到全面解决之目的，傅作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为了能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南苑机场；为了让傅作义能够制约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要我方放出已经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系主力三十五军，与我军同时进入北平城内；在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之后，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即由联合政府指挥。
从上述方案看，傅作义要走和平解决之路，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仍然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上与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19日上午，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也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崔载之等人谈了一个上午。刘亚楼根据中央的指示，明确告诉崔载之，我方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介石系统部队顽固的军长师长要反抗，可以先将其逮捕；对于傅作义的部队，可以改编两个军。
很明显，这时双方都打算要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基本方针分歧还很大。
19日下午，随崔载之来的电台就把刘亚楼谈话的要点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傅作义很快就有了回电。回电中只说现在北平城中的蒋系军队比他的军队要多十几倍，他要逮捕蒋系军官很困难。其他问题，傅作义只字未提。这种态度当然使崔载之很为难，因为傅作义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任何表示。一直等到12月23日，傅作义又才给崔载之发来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要其转交。其电报全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全国之安定。
崔载之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傅作义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主张，即不能放下武器，仍要通电全国，还是想搞联合政府，与刘亚楼所谈的条件相距甚远。为此，他一方面将电报转给了苏静，请平津前线司令部转交中共中央；一方面连续几次给傅作义发报，要傅作义千万不要发通电，要多考虑刘亚楼谈话中所说的基本条件，否则就谈不成。傅作义一直没有给崔载之再来电报，而是由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来了一封电报，要崔载之回北平汇报工作。崔载之只身回北平去了，李炳泉和电台仍然留在八里庄，保持这条双方的直接联络渠道。
第一次关于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严格地说，这次谈判是以失败结束的，因为傅作义虽然想走和平之路，可是要他完全放弃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旧观念是很难的，要他很快接受我党的主张也是很难的，这需要有个过程。对于傅作义来说，还必然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这时期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十分剧烈，整天走来走去，多次提出三个问题与亲近的部下讨论：（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在12月下旬的一天，傅作义对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这样，傅作义在和平问题上的反复也就充分反映了出来。
第一次和谈失败的事，在傅作义的高级将领中很快传开了。这种情况下，傅作义只得将和谈这件事委托李世杰及部分高级将领分头进行了研究，也就是分别征求意见。结果是：副总司令郭宗汾认为只要加修工事，北平城还可以守，目前没有必要搞和谈；副参谋长梁述哉同意讲和，但认为不能单独讲和，最好能与国民党中最大的非蒋嫡系派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致行动，才有利于与共产党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