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平津战役

    在解放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情况下，傅作义一方面不得不对北平布防，一方面又进行着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试探。

    对北平的城防，大致是以天安门到鼓楼为中轴线，西部由李文的四兵团负责，东部由石觉的九兵团负责，这两个兵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当时北平“剿总”所属部队中建制最完整、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整个城防和治安，由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负总责，城防司令则由李文担任。但是在北平城最内圈的防卫，还是由当时仅存的一些傅作义部队和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负责，因为傅作义对于蒋家嫡系永远是不怎么放心的。例如，德胜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赵树桥任师长的三零九师防卫；西直门、复兴门到广安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孙英年任师长的三一一师和李士林任军长的一零一军防卫；安定门一带是从台湾调来由邓文禧任师长的“新军”（也称“青年军”）二零五师防卫；永定门一带是由刘春方任师长的骑四师防卫。

    傅作义所进行的第一次试探性和谈，是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兄弟李炳泉早已是我党地下党员（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送出国民党军将偷袭西柏坡重要情报的那位李炳泉），时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按党组织的指示，李炳泉已经向李腾九做了工作，希望他能劝说傅作义，要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李腾九在一次与傅作义的密谈中将李炳泉的情况告诉了傅作义，傅作义当即表示，此事要妥善研究，并要李腾九与李炳泉继续保持联系，并保护好李炳泉的安全。12月12日，傅作义约见了李炳泉。在谈话中，李炳泉正式向傅作义表示，他是受北平地下党派遣来见傅作义的，欢迎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愿意在傅作义与我党的接触中联络。傅作义表示将派人与共产党进行直接谈判，具体事宜由王克俊安排。王克俊和李腾九向傅作义推荐了他的老部下和智囊之一、过去帮傅作义办过《奋斗日报》而此时担任《平明日报》社社长的崔载之作为谈判代表，和李炳泉一道，代表傅作义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所以，这第一次谈判是派出了两位无任何军政职务的人士做代表，而真正代表傅作义前来作试探性谈判的，实际上就是崔载之。此外，还有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一名司机。这五人在王克俊安排下于12月14日从广安门出城，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解放军阵地。按傅作义的意见，希望能直接到西柏坡见到毛泽东。

    傅作义对这次会谈的安排是极为小心谨慎的。之所以安排崔载之和李炳泉这两个都在新闻界工作的人去谈判，其中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万一此事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知道以后，可以推口说这是新闻界的事，与他傅作义无关。就是这样，傅作义还特别做了最保密的安排，除了王克俊等个别人知道此事外，还决定在李腾九称病住院这段时间，与外界隔绝，专门负责与出城的崔载之和李炳泉的联络。

    崔载之等人出城之后，见到了城外的解放军。经说明情况之后被告知，他们不可能去西柏坡，只能到我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联络。崔载之等只好返回北平城内。第二天，王克俊又将他们送出了西直门，先是进入了我东野十一纵的防地，受到了十一纵贺晋年司令员和陈仁麒政委的接见。十一纵立即将此事向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了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一方面转报中央军委，一方面命令十一纵派人将出城代表护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定地点。

    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12月16日清晨就将十一纵和崔载之等人谈话的内容电告军委，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林彪等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由于“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当天下午，军委回电，同意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时在蓟县孟家楼，林彪和罗荣桓的东野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以后聂荣臻也到了那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在那里建立了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后又成立了平津前线总前委，作为华北战场上指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以及地方部队100多万大军的最高司令部。崔载之等人要找我军谈判的消息，在14日就由北平城外的部队报告到孟家楼。为了保密和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接待地点应选一个距孟家楼不远的村庄进行。罗荣桓政委决定，由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苏静（1910—1997年），福建海澄（今龙海县）人，读过师范，当过教师。1932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成为当时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敌工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初期进入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又称作战处）处长兼情报处长、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