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过了一会，傅作义又说：“你接触的是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要小心。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多的是，要是遇上了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告诉父亲：“您也说得太玄了，我又不是小孩子，那么容易上当？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这时，傅作义说出了他心中的话：“他们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这个问题傅冬菊确实不知道，又不能乱说，只好回答说：“这事他们没有说，我也没问。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诉您。”
第二天，傅冬菊请示了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佘要她回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当傅冬菊将“是毛泽东派来的”这个答案告诉傅作义后，傅作义也就明确告诉了傅冬菊：“那就好，和谈的事情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在傅作义与王克俊、刘厚同等人研究之后，才有了上面的那封电报。那封电报，由傅冬菊交给王汉斌，再由地下党的电台发出。
从此时起，傅作义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和谈进程。
就在傅作义有了求和的打算之时，各个方面好像都在对他的计划给以推动。
主要的推动力量应当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巧妙指挥下，将傅作义在华北的一字长蛇阵斩为数段，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对华北各地进行了成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傅作义和他的部下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不成，处境极为被动，除了被歼，就只有走和平解决这一条路。
在北平城内，当我解放大军已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以后，我地下党组织所领导和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中心，更是蓬勃高涨。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校学生以及广大中学生，纷纷高喊“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等口号，在寒风凛冽中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华北当局接受人民意愿，迅速实现和平。
其他各界群众也发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几百万人民生灵涂炭”的呼声。在北平市政府门前，每天都有请愿的群众。甚至连华北地区的五省二市参议会，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也代表中上阶层的利益，向傅作义递交了“停止战争、争取和平”的倡议书。
不过，傅作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并没有很快得到答复。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傅作义认为自己已经研究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实力派代表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他又受刘厚同的影响，主张按辛亥革命的方式，先由他向全国发出通电，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进全国和平，组织联合政府。可是他忘了，他本人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华北“剿总”总司令，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要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外的实力派代表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当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方式靠一纸通电就实现全国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傅作义不能完全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还抱着他多年来形成的那一套有了军队就有实力，有了实力就有政权的老观念，就算是参加了联合政府，在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也不可能与我党真正合作。
第二，傅作义虽然表示了和平愿望，可是，傅作义自己的嫡系部队这时已经基本上被打光了，当时平津地区的部队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几十万部队是不可能都听傅作义话的，对于几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如何办，傅作义并不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而我党的决心是要完全消灭这几十万部队。在对这几十万部队如何解决的大问题还未拿出方案之前，傅作义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所以，中共中央当时没有马上以中央的名义给傅作义具体答复，而是一方面保持与傅作义的联系，由前线部队接待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用力促使其旧观念有所改变，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共同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将北平、天津等据点团团包围，考虑解决整个华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