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九

    乍看起来，似乎不太明显，为什么在产业内部或在产业之间存在竞争的社会主义体制，其运行无论是好是坏总是和资本主义不同。一个人所能预期到的会出现的所有困难，看来好象只与心理或道义上的特征有关。对此我们无法多说，因为它太不确定了。但是，毫无疑问，与这种体制有关的问题，和与“计划”体制有关的问题在性质上有点不一样，尽管在考查中发现差异不象初看时显得那样大。

    在这种情形下，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独立经营单位？谁将成为管理者？什么资源将委托于他而又如何评价他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诸如当前任何大型组织都必须要解决的人事等较次要的管理方面的问题，而是谁的解决方法将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几乎与真正的计划权威之决策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重大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在这种“竞争”体制下，对中央经济权威的需要不会有很大的减少。而且，这种权威也显然必须具有与在计划体制下几乎一样大的权力。如果社会主义是一切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那么，必须就要有一些人要为此而行使这种权力，至少在有关这些资源使用的分配与控制方面如此。不能简单地把这种中央权威设想成一种把可用资金借给最高出价者的特大银行。中央权威应借钱给那些自己没有财产的人，因而，它将承担一切风险，而且不能象银行那样要求有确定数量的货币。它将只是拥有一切实际资源的所有权。它的决策也不能只限于对采取货币形式或土地形式的空闲资本进行再分配。它还必须要确定：是否应当根据过去使用者的估价把某个特定的工厂或那部分机器进一步委托给该企业家，还是应当把它转交给另一个许诺获更高收益的企业家。

    在设想这种体制时，最宽厚的想法是假定各个企业间最初的资源分配将根据历史上已知的产业结构来进行，而挑选管理者的标准则是依据效益测定以及过去的经验。要是不采取现有的工业组织形式，这种体制就只能在范围十分广泛的中央计划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或做合理的变动。这将使我们回到竞争体制企图取代的体制中去。但是，采纳现有组织的设想也只能暂时地解决困难，环境的每一个变化势必引起组织的变化。而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中央权威将不得不实施完全的再组织。

    中央权威将按什么原则行动呢？

    很显然，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变动将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变动一样相当频繁，而且往往非常难以预料。中央权威的一切行动将必须以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为基础，而不同的企业家的期望自然会有所不同。决定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委托给谁，其根据必定是企业家个人对未来收益的保证；或者，更确切他说，这种决定将必须以具有一定可能性的预期收益的呈报为依据。当然，这里并没有对巨大风险的客观检测，但是，其时由谁去决定是否值得冒风险呢？在判定企业家方面，中央权威除了其过去的履历之外便没有别的根据。但是，他们怎样判定企业家过去所经历的风险是不是被证明是正当的呢？而且，该企业家的态度是否和风险降临于其私人财产时一样呢？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检验企业家成败与否。首先这就要看他是否成功地保持了委托给他管理的资源的原有价值。但是，即使最好的企业家也会偶有失误，有时甚至发生严重的损失。假如由于一项发明或需求变化使企业家的资本报废，是否应将责任归咎于他呢？如何判定他是否该被授予冒一定风险的权力呢？那种由于从来不冒必要风险因而从来无损失的人是不是极大地为了社会利益而行动的人呢？可以肯定，这将出现偏爱安全的而不是有危险的企业的倾向。

    但是，那种风险性的甚至是纯粹投机性的企业，在这里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职业性商品投机者承担风险职能的专业化，同今天一样将是劳动力分配的合理方式。但是，应当如何确定投机者资本的规模呢？他的报酬怎样固定？一个过去成功的企业家持续遭受亏损的时间会有多长？如果对亏损的惩罚是失去“企业家”的地位，那么，是否几乎会不可避免地使可能造成亏损机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威摄力量，以致干失掉了获取最大利润的机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损失也可能会意味着资本家地位的丧失，但克服这种由损失而引起的困难，通常是可能得到的收益的诱惑。而在社会主义里，这却不可能实现。甚至可以想象得到，人们普遍不愿承受任何商业风险，这可能会导致利率低得近乎于零。但是，这对社会来说难道是”有益处的”吗？如果这只是因为对所有投资途径绝对安全的充分满足的话，那么这种满足就是以牺牲一切用新的和未尝试的方法进行试验为代价。假如进步不可避免地同通常所谓“浪费”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从整体上看收益超过亏损，难道不值得做出这种“浪费”吗？

    但是，回到资源分配和控制方面，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解决，即如何判定在短期内某个正在运行的企业是否正在充分利用其资源。甚至它是否在盈利或亏损，也将取决于企业家根据企业设备对未来可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