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病，我发不了财，我科考失利，我家没有男孩传宗接代，我心烦意躁，我过得不快活，都去祈求菩萨保佑。这和佛教的原教旨恰恰相反，原教旨提倡六根清净，他们追求的正好是六根不净。中国的宗教干预不了人们生活，人们对宗教也没有神圣崇高的追求，大多数人是极不虔诚的，比如我想升官发财，进佛寺拜释迦牟尼不灵，就转去道观拜太上老君。只有世俗的国家才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不像西方，一座城、一个国家只信一种宗教，人人都是教徒。教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大得可以左右国王。”
潘振承把话题引到现实中：“像在中国，缺乏外部的力量约束，一个人若想戒断烟瘾，光靠家人和亲人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
殷无恙道：“中国神权的力量微乎其微，但王权的力量非常强大，君主又把权利赋予他信赖的官员。如果中国皇帝像禁洋教那样严禁鸦片，即使不能禁绝，也能遏止住鸦片泛滥。”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颁布禁毒法的国家，可惜雍正皇帝有关禁种罂粟、禁制禁售鸦片的上谕从来没得到过认真的执行。这道上谕本身就有漏洞，免罚吸食鸦片者，未涉及洋药能否进口的内容。广东督抚和粤海关禁止洋药从广州进口，但对洋药从澳门入口保持沉默。据《大明会典》中的记载，输入澳门的“乌药”（黑色洋药）来自暹罗、爪洼、榜葛三国。榜葛即当时印度旁遮普土王管辖的地区，为葡萄牙殖民地。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开放广州、漳州、宁波、松江四个对外通商口岸，尤其是广州口岸的开放，澳门的外洋贸易一落千丈，繁荣的澳门迅速走向衰落。葡萄牙的对华贸易，主要是葡萄牙的亚洲殖民地与澳门之间的贸易。葡萄牙人能拿出的商品，品牌和数量均逊于英法荷等欧洲国家，惟有鸦片一枝独秀，鸦片的最大产销地为果阿。
果阿位于印度西南，原归旁遮普土王统治。果阿滨临阿拉伯海，自古就与阿拉伯商人往来密切。葡萄牙人占领果阿时，果阿人就有用罂粟果及罂粟膏切成的薄片泡饮料喝的习俗。葡萄牙人把罂粟膏片输入澳门，将它称为“阿片”，由于上等阿片像乌鸦般油黑，当地人又叫它“鸦片”。可惜中国人有无法取代的饮料——茶叶，口感不佳的鸦片饮料在澳门备受冷落，鸦片通常只作为治病镇痛的药物使用。十七世纪上叶，中国人推陈出新，研创出抽大烟的吸食法，为葡萄牙输入的鸦片打开了魔鬼之门。
清康熙年间的四口通商，澳门的外洋贸易奄奄一息。澳葡当局着急，香山知县和澳门同知也犯愁。葡萄牙商人开始明目张胆走私进口鸦片，澳门海关参照燕窝、虎骨、西洋参的征收标准，征收百分之五的洋药税。随着抽大烟吸食法的推广，鸦片入口，雍正七年为二百箱，乾隆三十二年突破一千箱，年均递增二十九箱。以上的数据均为欧洲的通商资料所载，因为绝大部分鸦片是走私进入澳门，澳门海关连百分之五的洋药税还收不到。鸦片走私的利益由走私贩和澳门葡人分享，葡人总督不再为日益窘迫的市财政而发愁。
当潘振承向李湖提出查禁澳门走私鸦片时，李湖的反应十分冷淡，他甚至认为潘振承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启官，鸦片可是治疗疾病，解乏提神的良药啊。你不能因为你老东家的孙子染上烟瘾，就请巡抚禁绝良药。”
“鸦片是治标不治本的镇痛药，眼下有九成以上的鸦片不是用于治病，而是用来寻求伤身的快乐。”潘振承把他与殷无恙交谈的内容，以李湖能接受的方式道出。
做事一向果敢的李湖变得优柔寡断：“启官，鸦片这东西既是毒物，也是良药，禁鸦片入口千万得慎重。万一皇上龙体欠安，需要服几粒烟丸，上哪去弄啊？”
自从贡土案后，李湖心怀愧疚，一直想报答皇恩。潘振承道：“鸦片如何入口，我们可以不管。烟馆开在陋巷，肯定没在官府注册纳税，这总得管吧？”
李湖叫师爷翻出雍正七年世宗皇帝的禁烟录副，谕令：“贩烟者，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诱惑良家弟子者，照邪教惑众律，拟斩监候。”李湖和师爷一道研究上谕，上谕禁的是贩烟和私开鸦片烟馆，如果在官府注过册，缴纳了税费者，不在惩罚之列。
李湖雷厉风行，叫臬司格木善派巡捕明察暗访，发现广州有两个私开的大烟馆。其他以出售烟草为主、烟土为辅的烟铺，多在里间附设烟床。烟床的实际数量，跟县衙登记的数量多有不符，尤其是夜间，伙计任意加设烟床。在李湖的授意下，格木善把私开烟馆、私增烟床的老板伙计统统抓起来，分别判他们流放近边。没有一个判斩监候，因为要上报朝廷由三法司秋审。李湖胆大妄为，十三行受商欠之累，不宜向行商派捐，李湖便想到“罚银代罪”这一招。于是，烟馆老板伙计闻风而动，在牢里托家人去筹银子赎罪。实在交不出的，毫不客气解往琼岛服苦役。
这次行动未能从根本上杜绝鸦片的内需市场。合法守纪的烟商毫发未损；在其他场合抽大烟根本没触动；鸦片走私入口的渠道仍然畅通无阻。
麦克解职
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