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俗话，当家三年惹狗嫌。公行复立，外商恨得牙痒痒，散商见到行商恨不得咬一块肉下来。行商歃血盟誓过，然而在利益面前，没一个是吃素的。我不怨他们，行商就该唯利是图，同胞兄弟都做不成合伙生意，十多二十户行商又怎么会一条心。我没办法将众人的心捏到一块，还不如大家散了。”
蔡逢源劝启官不必计较行商的情绪：“做行首得罪人是肯定的，但是，陈焘洋严济舟都不把行商的情绪当一回事，只不过一个毫无顾虑做商霸，一个使阴招做笑面虎。启官，凭你的才能，完全可以摆平他们。”
潘振承摇摇头，轻呷一口茶忧郁道：“我摆得平公行，摆不平管公行的婆婆。婆婆这么难伺候，我当初未曾料想到。”
潘振承所说的婆婆，指的是督抚与海关。乾隆二十五年，潘振承向李侍尧呈请复设公行，双方以承饷较旧额翻倍为条件。但具体怎样承饷，由公行与海关协商订立。尽管当时的海关监督尤拔世在总督面前像个小媳妇，仍是行商眼里的大爷。协商订立承饷，其实由尤拔世说了算。关部规定，行商必须在三个月内缴清进出口货税，这时正是行商资金最紧张的时候。行商为了争取卖出更多的土货给外商，迫不得已接下外商的洋货。洋货往往是滞销货，货物压仓，行商哪有钱缴税？关部把欠税的行商拎去打板子，打板子也打不出税银，便转向总商催逼。潘振承为这事弄得身心交瘁，关部禁止行商向外商借钱，潘振承要么做睁眼瞎，要么动员同行拆借银两给欠税的行商。如果还不行，只有总商先担下来，因为承饷总额是由潘振承同关部签订的。
公行制度严重束缚了潘振承的手脚。他已经在外商中建立良好的信誉，具备大批量吃货销货的能力。他不再需要借助总商的威望为自己赢得客户，若不考虑严济舟的因素，总商职位不仅会成为他的累赘，还会给他带来损失。另一方面，朝廷和地方对公行的勒索越来越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朝贡贸易繁荣，行商坐享盈利，就该多报效。
“老蔡，你应该知道我有多为难。捐输和报效的数额一多，同仁怨声载道，指责总商无能，甚至出现流言，说潘振承为保总商宝座有意拍督抚和关宪的马屁。督抚和关宪一年四贡，也是不好打发的，当然最为难的还是代办洋贡，害得这几年公行年年赔垫。”潘振承苦涩地笑了笑，“老蔡，我想裁撤公行并不是一时意气用事。我都是死过几回的人了，哪会因为章黎二人叫骂几声就改弦更张。许多话我在心里压了多年，今天借公行内讧宣泄。”
蔡逢源拿壶盖小勺挑出一坨烟丝，又倒回鼻烟壶：“公行的弊端自不待言，然而，公行的好处亦毋庸细说。有了公行，行商独揽外洋贸易，名分更正，背景更硬。”
“公行是留是裁，我没有话语权。但做不做总商，我有较大的主动权，我真的撂挑子，督抚就得另外物色人，蔡源官与严济官，严济官接总商的可能要大许多。”
“启官，”蔡逢源肃然说道，“我是你的前辈，听愚兄一句话，千万不能撂挑子。如果严济舟做上总商，你我都别活了，这对整个十三行也是个灾难。你只有守住公行，坐稳总商的位置。”
潘振承久久不语，天色倏然转黑。
咫尺天涯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有三幢洋楼，一幢是在南湾街的分号，另两幢在南湾的半山区，分别是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司留守处。领事由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或其他高级职员兼任，这是一个虚衔，不为中国官方承认。
琳娜被中国官兵押到澳门，押到东印度公司的洋楼前。琳娜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她泪水涟涟，用英语咒骂中国军人。留守夫人全部跑出来看热闹，有的甚至来不及穿外衣，穿着内衣，裸着双脚跑出来。她们冷漠地看着扶着灯柱哭泣的琳娜，冷漠地听琳娜哭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留守夫人劝琳娜先进屋休息，立即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班夫人克莱拉的反对：“你们让麦克米伦夫人说完，她的遭遇不会丢英格兰的脸，只能说明中国官员怠慢了高贵的英格兰男爵夫人。”
琳娜不清楚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积怨有那么深，也不清楚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同其他欧洲商人发生过许多摩擦。琳娜的遭遇使她们有了一次看笑话的机会，琳娜的哭诉赢得几声不痛不痒的同情话，但她们的表情却掩盖不住内心的欢愉。琳娜终于发现她们在幸灾乐祸，止住哭泣，进了那幢空旷寂寥的洋楼。
琳娜被安排在麦克米伦居住的大班套房。广州特委会副主席艾登的夫人凯瑟琳带来一个葡萄牙女人给琳娜做女仆兼女厨。第一顿晚餐由凯瑟琳宴请，加上琳娜，公司共有四名留守夫人。她们一年中最愉快的日子，是在住冬期与丈夫团聚，其他日子便是望眼欲穿的等待与煎熬。她们的话题很快转移到祖国，三位留守夫人谈各自的家乡，谈她们的亲人朋友。三人中凯瑟琳出身最高贵，外公是子爵，父亲是皇家陆军少校，获得过乔治三世颁发的荣誉勋章。当琳娜说起她的出生地北美萨凡纳时，她们莫不感到吃惊，在她们眼里，北美人是由英格兰的破产农民、流浪汉和逃犯构成的。她们问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