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奋力”把他救上来。下人胆敢如此放肆，是后面有大批的人支持，其中包括粤督孔毓珣。加之杨文乾一贯律己律人，在他手下当差捞不到一滴油水。役丁之类的下人一年役银才十两上下，靠这点死钱，还不够一家人塞牙缝。
杨文乾没带家人来广东上任，害怕家人背着主子做坏事，败坏主子的名声。情势所迫，杨文乾不得不叫来十多个杨家弟子做他的保镖。对杨文乾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广东的官员，总督孔毓珣隐在幕后，其他下属官员丝毫不顾广东地方首官的情面，捕风捉影列数杨文乾的罪名，替皇上挖出贪墨三十万两银子的巨蠹，巨蠹竟然是号称清廉似水的杨文乾。
杨文乾原以为自己屁股擦干净就不会有事，更何况他做的一切不是皇上亲自授意，便是得到过皇上默许。然而，压力大了，雍正帝都不便替杨文乾说话，在朱批中斥责杨文乾“悔改”。其实官员们都很清楚，杨文乾与田文镜充当了皇上的挡箭牌，官员不可骂皇上，只好骂替皇上办事的臣子。雍正帝在关键时仍然力排众议保杨文乾，收到参杨文乾贪墨三十万的折子，居然不派钦差调查。
晚霞如血，抹得山峦一片猩红。钟汝南不急不缓说道：“杨文乾最为痛心的是，在他逃避广东官员面对面攻讦，以回籍葬父的借口离开广东的日子里，销声匿迹的陋规死灰复燃。每条番船一千九百五十两规礼银一两都不可少，番商办事，仍必须缴纳各种名目的陋规银，不缴就拖着不给办事。雍正六年，世宗帝仍让杨文乾回广东做巡抚兼海关监督，杨文乾在关部放言要严治违规的恶胥，弄得关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吏胥役丁光靠饷银，根本不够养家糊口，有几个关胥发狠说，杨文乾不让我们活，我们就不让他活。若不是杨文乾莫名其妙其妙暴卒，还真不知如何收场。”
钟汝南说到这，捧碗饮茶，侧目瞥了一眼李永标。李永标噤若寒蝉，张嘴欲言又抿紧，沐在晚霞中的脸膛像是抹了乌血，两眼瞠瞠地望着钟汝南。
钟汝南微笑道：“纯九，是不是害怕了？老朽还没说完杨文乾的第三把火，他的第三把火是百十税。在他出任关宪之前，粤海关对外商另征百分之六的附加税，雍正六年，杨文乾把附加税增加到百分之十，叫百十税。”
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税率无可厚非，况且中国的税率向来不高，不像欧洲国家，向来对进口货物课以重税。为抑制国内高消费，阻止白银外流，各国对进口茶叶均征收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甚至超过百分之百的关税。杨文乾这项百十税，和以往的百分之六的附加税不同，附加税只针对入口货物。杨文乾的百十税不但针对入口货物，还针对入口白银。洋货常常滞销，外商为购买深受欧洲人喜爱的中国丝茶瓷，迫不得已运银币来中国。不少欧洲国家，严令禁止银币外流，他们只能将本国货物运到西班牙及其属地销售，换成双柱番银或老鹰番银，历经曲折艰辛来到中国。用于购物的银币被征百十税，好比剜外商的心头肉，他们能不伤心肉痛，诅咒杨户部早死？！
向外商的钱币征收百十税，在世界海关史上可谓空前绝后。钟汝南和李永标都不清楚国外的关税制度，但他们知道这在中国榷关史上绝无仅有。
“这是一种强盗税。”钟汝南仍不用不紧不缓的语气说道，“杨文乾不管外商是否打算花光番银购买中国货，亲自带关丁扛大秤上番船秤番银，大的番船载银十几万两，少的也有七八万两，老朽曾作统计，平均一艘番船约载银十万两，外商尚未与行商交易，就得扒去一万两银子，比汪洋大盗还心狠。当然，外商权衡利弊，也可以不缴，不缴就打道回府，万里之遥算是白跑一趟。仍有部分番船忍受户部的豪夺，在中国损失的银子，靠出口中国丝茶瓷弥补，这些中国货在西洋可卖高价。
“行商与外商利益休戚相关，外商来广东损失了银子，只好压行商的价，弄得行商赚取的盈利大幅缩水，甚至无利可图。行商能不恨杨文乾？在行商的支持下，外商惟有上总督衙门告状。总督衙门那时在肇庆，外商大班居然可以畅通无阻到达肇庆。总督孔毓珣当然不会帮外商说话，但此事对广东通商影响甚大，孔毓珣站在行商的角度说行商受夷商的拖累难以维系。世宗帝收到折子，竟然留中不发。杨文乾死后，继任的祖秉圭、毛克明、郑五赛继续征收百十税，广东督抚甚至包括关宪联名上折，请求废止杨文乾的百十税。世宗帝仍置之不理，直到世宗帝驾崩，新帝登基才下诏废止，始有广东外洋贸易的繁荣。
“不难看出，百十税的出台，至少是君臣合谋。皇帝是不能骂的，人们只能骂杨文乾是官场强盗，缺心烂肺捣鼓出千古一绝的海盗税。杨文乾替皇上担了骂名，听闻杨文乾暴毙，世宗帝派钦差大臣下来致祭，念诵大学士写的祭文。盖棺定论，杨文乾是粤海关第一能臣，亦是第一酷吏。他的三把火，保商制完整保存下来；规礼照收不误，只是规礼之外加收陋规；百十税虽能寿终正寝，却为后任试探了外商盈利的深浅，该来的洋船照来不误，这便是他们能够盈利的佐证，因此，关部吏胥甚至驻军收起陋规来，毫不心慈手软。”
钟汝南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