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承跟随陈焘洋时，就认真研究过行商为何允许散商染指瓷器。瓷器出口量大的年头，占广州全部外销土货的四成，是当之无愧的大宗出口货。然而，潘振承却把“大宗”理解成“小宗”。丝茶种类少，价格单一，一笔交易额可达数十万。大资金运作的行商对大宗商品乐此不疲，对瓷器经销烦不胜烦。瓷器有十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又可分成数十个小类。尺寸、外形、质地、图案、色彩等千变万化。销售分成“看样订货”、“来样订货”、“现货选购”三种方式，看样订货即提供样品让外商挑选订购；来样订货是指按照外商的要求制作成品瓷，或根据外商提供的图样绘制，或加盖终端用户的荣誉勋章标识，或写上西洋某贵族的名字；现货选购是常规的零售方式，买方多是外国水手，同时也是外商调剂品种所喜爱的方式。潘振承认为，瓷器其实是最小宗的出口货，贪大求多的行商不屑一顾。他们让给散商经营，再对散商抽筋剥皮。
十三行的散商有半数经营瓷器，互相间的竞争异常激烈。由于散商请不起通事，官府没有规定散商必须像行商那样雇用通事为中介，散商的外语水平普遍好于行商。潘振承的优势在于，他能够熟练地运用西班牙语和简单的英语同外商交谈，这为他赢得不少外商客户。潘振承另一项揽客招术是瓷器外包装，景瓷外包装一律用草绳捆绑，草绳捆绑便于搬运，又能防止碰撞。潘振承仍保留古老的瓷器外包装，但他另外搭配外包装盒，外包装盒内还有一张产品标签。包装盒及标签印有古色古香、独具中国风格的图案，标签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三种文字标明产地及窑主。包装盒可折叠，装船不占空间，到西洋的零售商手中，既方便顾客，又可成为商家的促销手段。潘振承还有一招便是自烧广彩瓷器，按照顾客的特殊要求画上他们喜爱的肖像并配上印记与文字，瓷器的价值可翻三四倍。
潘振承的散货档专营瓷器，开档仅半年便脱颖而出，成为十三行的瓷器大户。贤能遭嫉，嫉妒潘振承的当然不止离光华，还有许多专营瓷器的散商同仁。严济舟应离光华强烈要求，委任做事公道的蔡逢源调查。
下一次例会，蔡逢源公布调查结果：潘振承做散商起，账面瓷器贸易额十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两，缴纳捐输三万四千九十五两。无论贸易额还是捐输银，是另四家排名居前的散商的总和。然而，据装船的瓷器数量，后者的总和是潘振承的两倍。蔡逢源未作评价，因为瓷器很难根据数量来估值。行商也只能大致判断，如果说散商少报交易额，不可能是排名第一的潘振承。
严济舟在这件事上不偏不倚，让人疑惑不解。难道严济舟不再记陈焘洋的仇，从此放过潘振承？严济舟到底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清楚，严济舟确实不想与潘振承结为冤家，潘振承在几件事上给足了严济舟的面子，打击潘振承有损行首的声誉。然而，严济舟一想起陈焘洋在世时给他的磨难，就像坠入梦魇中，不寒而栗。
西洋商船来广州，首先要到海关澳门总口报关，领取入港船牌，然后方可经虎门碇泊黄埔港。除葡国船，其他西洋船均不可在澳门贸易。有个澳门杂货商龚阿四，划小舟直接与停泊在澳门海域的英国利物浦号做贸易，买了一箱西洋镜在澳门就地销售。澳门的关吏查获后，龚阿四声称他是广州十三行蔡逢源的表弟，蔡逢源两年前就向英商订了货，他为图方便，就在澳门接货，省得跑广州耗费时间和财力。
广东巡抚署理粤海关监督苏昌责令严济舟配合关吏调查，若情况属实，要重罚蔡逢源。蔡逢源大呼冤枉，他与龚阿四虽是亲戚，但几年都没有来往。严济舟建议关吏带蔡逢源去澳门对质，关吏要严济舟陪同前往。在家的行商，数离光华资格最老，严济舟让离光华署理行首。外人丝毫看不出这是严济舟的精心安排。严济舟顺其自然，不显山不露水，为离光华打击潘振承创造了条件。
这件事，最敏感的当然是潘振承。为什么要蔡逢源去澳门对质，难道不可把龚阿四带到广州来？来去澳门只需四五天，有必要另择人署理行首吗？但是，严济舟的做法又让人无可挑剔，也许去澳门要耽搁十多天呢？
行商会所抽水三成，是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没哪个散商心甘情愿。而行商都认为散商做假，散商即使没做假，也没人相信。既然不能取信于行商，散商不做假也得做假。破解这个怪圈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商将巧取豪夺收敛到散商可接受的程度。潘振承是否做假，作为保商的陈寿年都无从知晓。
散商瞒报交易额是公开的秘密，但要抓到确凿证据，却非常之难。离光华不想放弃难得的专权机会，他与潘振承并无过节，但陈寿年当众商的面羞辱他，使他咽不下这口气。整倒潘振承，保商陈寿年也得脱一层皮。离光华说干就干，带上滋元行账房与伙计上潘记散货档，“请”潘振承交出瓷器流水账。潘振承很配合，让离光华把流水账拿走，潘振承自信流水账无漏洞可钻。
接着，离光华带上通事与伙计去查外商的瓷器账，一笔一笔与潘振承的瓷器流水账相对照。
四天过去了，连蛛丝马迹都没找到，离光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