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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一个姿色出众的年轻寡妇，被命运推上了显赫的政治舞台。
咸丰帝奕死后，二十七岁的“玉兰儿”懿贵妃已开始和钮钴禄氏一起，在朝中垂帘听政，大臣们尊称她们为“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此时的朝廷大权，实际上控制在慈禧太后和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的手中。因为，同治皇帝载淳年幼无知，而慈安太后则过于懦弱。
“青岩教案”发生后，法兰西新任驻华公使哥士耆代表本国政府，正式向大清国提出了严重抗议，哥士耆要求清政府就此给予巨额赔偿。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不以为然。哥士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不肯善罢甘休，他故意把“青岩教案”的风波弄得很大，并频繁来往于各国公使馆与清廷之间……
哥士耆试图从这场外交纷争中打开缺口！而年轻气盛的贵州提督、钦差大臣田兴恕，则与其针锋相对。咸丰十一年九月，田兴恕按照“秘密公函”中的“优叙”的许诺，将赵国澍提拔为全黔团务总办！
正当“青岩教案”的谈判陷入僵局时，胡缚理派到开州的法兰西神父文乃尔，正忙着走村串寨宣扬“福音”。哪知，这无意中引发了贵阳府的第二桩教案——“开州教案”。该案发生后，清政府十分被动，同意就两桩教案作出巨额赔偿。
“开州教案”的发生，起源于祭龙事件。
在距州城二里地的夹沙陇，文乃尔以教徒章天生的住所为据点，夜以继日地组织教徒念经讲道。而这个章天生，正是三年前，在古州当众羞辱田兴恕，钱登选为了保他，故意在田兴恕面前说他是“疯子”的“教书先生”。
文乃尔、章天生的行动，被开州“一心团”团首周国璋查明，他向开州知州戴鹿芝作了如实禀告。戴鹿芝获悉，十分高兴，因为他终于可以对“外来匪人”“借故绳之以法”；可以执行“秘密公函”，向田兴恕交差了。戴鹿芝要周国璋继续详查文乃尔和天主教的动态。
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五日，开州夹沙陇群众搭龙灯祭龙，欢度元宵节，并通知天主教徒参加；但天主教徒以奉教为由，拒绝祭龙。周国璋和群众说服他们参加，仍无结果，双方“口角忿争”，“人众势汹”。周国璋便禀报戴鹿芝，戴将情况飞报田兴恕。田兴恕一看“章天生”三个字，当即大怒！他愤而批示：“缉案就地正法。”
同治元年阴历正月二十日，周国璋带领团练数十人，先将文乃尔逮捕监禁，接着，团丁又去章天生家中，将教徒章天生、吴学圣、陈显恒、易路济（女）四人逮捕入狱。
第二天，戴鹿芝将文乃尔、章天生等五人提至公堂审问，文乃尔将“传教士护照”递交戴鹿芝查验，声称：“护照上盖有直隶藩司印信，并录载和约要款三条之谕单，上盖总理衙门关防。”戴鹿芝当即加以驳斥，其理由是：“此文凭乃法兰西文凭，并非我大清国文凭，不足为据。”
几天后，法兰西传教士文乃尔并中国教徒章天生、吴学圣、陈显恒、易路济（女）等共计五人，全部被戴鹿芝凌迟处死。其中，文乃尔还被悬首示众，他的头颅，在开州城门上悬挂了整整三天！
文乃尔被害一事，令比尔·胡缚理暴跳如雷。他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判断，此事再由他自己向贵州官府提“抗议”已是枉然。
最理想、最高明的做法就是，由法兰西政府和它的军队直接插手，对大清国进行有效干预。为此，胡缚理派遣贵阳教区负责外事的司铎仍各神父，风雨兼程赶往北京。胡缚理给仍各强调：希望法兰西政府，立即就文乃尔神父被害一事，向清政府提出严重交涉。
同年二月中旬，北京。
法兰西驻华公使哥士耆，详细听了仍各神父的汇报后，不由“大为震惊”。他认为：此事已“大大损害”了法兰西帝国的威信和尊严！
于是，哥士耆一面紧急报告本国政府，请示处理办法；一面派人通知了西方各国驻华公使。这些人分别是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俄罗斯驻华公使伊格拉提也夫、英吉利驻华公使卜鲁斯等。
蒲安臣等人则众口一词地怂恿哥士耆，要他立即代表法兰西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最强硬的”的抗议。因而，在此后同大清国的外交谈判中，哥士耆的态度始终非常强硬。他以“永久性的军事占领”威胁清政府，要求清政府“以命偿命”，处死田兴恕、赵国澍和戴鹿芝等涉案官员。
迫于法兰西的军事讹诈和英吉利、美利坚、俄罗斯等国的政治干预，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不得不一点点地作出妥协。朝廷派出云贵总督劳崇光和两广总督张亮基，对贵阳府发生的“青岩”、“开州”两教案，进行了彻底调查。除巡抚何冠英病故无法追究外，封疆大吏田兴恕受到了严厉处分。
最先，田兴恕只是被收缴钦差大臣关防。接着，他又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安义镇总兵沈宏富，奉命署理田兴恕原先担任的提督一职，而“清江团”团首、原贵州粮储道韩超，则接任了田兴恕原先署理的巡抚一职。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至同治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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