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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天成、何德胜两支义军，在贵阳周边的龙里、贵定、乌八堡（乌当）等地折腾了七十多天，正磨刀霍霍准备攻打省城时，新任贵州提督蒋玉龙带着五千人匆匆赶到。义军不敢和他正面交锋，拨转马头各自撤离了。
随着义军的撤围，省城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士、农、工、商各事其业。先前逃往外地的缙绅，也陆陆续续回到了省城。
咸丰八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两乘凉轿从北门外的广东街出来，自北朝南行进。坐轿子的两位绅士，手扶横梁，足蹬踏杆，眉宇间都神采飞扬。尽管他们像大清子民一样蓄着长辫，穿着中式长衫子和方口布鞋，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两个外国人：白斯德望在前，胡缚理在后。
“白先生出门啊。”街道两边，断断续续有人抬高了嗓门，扬声与轿子里的白斯德望打招呼。
“哈呀！爱走，爱走！”白先生欠着身子自谦地笑着，客气地向问候者回礼。那颇具地方特色的“爱走”二字出自白先生之口，既表现了他温文尔雅的为人，也充分显示出一个外国学者的绅士风度。抚场，两乘轿子东折而上，在巡抚衙门附近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十字路口东侧，耸立着一座巍峨、高大的石牌坊，这牌坊路道很宽，可容四马并行。过了牌坊，往东走五十余丈就是巡抚衙门。
督、抚以下的官员，在牌坊跟前就必须下马，驻轿。敬畏参半的老百姓，把这一地带称做“抚牌坊”（今省府路）。
巡抚衙门前，有几道浅浅的汉白玉台阶。两蹲龇牙咧嘴、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分别踞守在台阶的左右两侧。这石狮子作为权贵的象征，它们和牌坊、台阶，以及那兵器鲜明的卫兵一起，衬托出衙门的威严。
走出轿子的白先生前后环首，分别朝四名轿夫点头致谢。接着，他摸出一块银毫子，递给了最前面的，穿白布汗褟儿的青年轿夫：
“拿好，你们几个慢慢分。”
轿夫接过银毫子，正欲给白斯德望找补零钱，却发现那两个洋人已经走到了“抚牌坊”下面。“白先生，白先生！”老实巴脚的青年轿夫喊了两声，白斯德望和胡缚理好像没有听见似地，连头都不回。“你吼魂！”另外那乘凉轿的轿夫围拢来，低声劝阻青年轿夫说，“人家听不见就算了嘛。这钱，你又不是偷来的。”青年轿夫不理睬，一手高举着那银毫子，用更大的力气喊了几声。
白斯德望终于听见了，他一脸诧异。“老弟，怎么回事，钱少了吗？”白斯德望边问边朝回走。
“不少，是你给多了。”青年轿夫说着，急急解开白布汗褟儿的纽扣，从内层的衣袋里抠出几文汗渍渍的铜钱捏在手上。“算啦算啦！”白斯德望一听，忙摆摆手，“你们下力人养家口不容易，算啦！”
说话间，他拉起胡缚理，重新向戒备森严的巡抚衙门走去。
巡抚衙门、北教堂，两者都在贵阳北门外，彼此相距不到两华里。但是，白斯德望与蒋霨远之间却很少见面，而他已经在贵州生活了整整十一个年头。十一年中，亲自登门拜访贵州政界的头号人物，白先生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咸丰五年五月十七日。那个月华如水的深夜，白主教大步流星地走进这威严的贵州“第一衙门”。根据白斯德望提供的情报，官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将军山把杨二喜顺利捕获。
杨二喜及其残部被歼之后，蒋霨远重新拥有了花翎、顶戴，继续担任贵州巡抚。
第二次，即当年冬天，白斯德望认真准备了一份礼品，带着一个仆人，前来给蒋霨远拜年。白斯德望刚走上台阶，卫兵头目就横过身子，挡住了他的去路。白斯德望急忙赔上笑脸说：“我是蒋中丞的好友白先生。”
“什么？先，生！”卫兵头目重复着“先生”二字，粗鲁地说，“什么鸡巴‘先生’！你不就是北教堂的那个‘老’嘛——装鬼吓人！”
贵阳话中，“装鬼吓人”是招摇撞骗的同义词，另外它还包含了一个“拉虎皮做大旗”的意思。白斯德望立时有些尴尬，却又不知道怎么去作解释。卫兵头目说：“你等着，我叫门子先给蒋大人禀报一声。”白斯德望知趣地退下了台阶。
片刻，门子领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人走了出来。这中年人面相瘦削，身材高挑，穿着一套青灰色的棉袍，颈项间环扎了一条雪白的貂皮围脖，这使他显得雍容华贵。他是什么人呢？白斯德望暗自揣度：此人神色孤傲，目光阴冷，一看就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哪个要见蒋大人？”那中年人反背着双手，站在台阶的最高处，开口就很不耐烦，仿佛求见蒋霨远的人就该天诛地灭。
“打搅啦！”台阶下面，白斯德望仰着脑袋，抱拳向冷超儒打拱作揖，“在下是蒋中丞的好友白斯德望。”
“哪样？”冷超儒很夸张地把脸别开，故意将耳朵对着白斯德望的方向，装做没有听清的样子问，“你刚才说，你是哪样东西？”
白斯德望赔上笑脸说：“我叫皮埃尔·白斯德望，人家都喊我白先生。”冷超儒恍然大悟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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