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为我的家庭哭泣，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为拉丁美洲以及我所知道的其它地方挨饿的孩子们哭泣，为我在根茨家以及在布朗克斯所受的侮辱，为了被迫改写连擦屁股都不值的狗屁文章，为了——为了所有倒霉的事情哭泣！“我累极了，大夫，这就是正传。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说穿了吧，我想进医院接受治疗，使我摆脱残酷的社会主流。”
“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把背上的猴子放下来。”
“猴子？”
后来我像一个胡言乱语、抽抽泣泣的傻瓜，又像毫无自卫能力孤立无助的孩子——抛弃了一切障碍，像放连珠炮，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我匍匐在这位精神与医疗医生职业性的仁慈面前，恳求他动用一丁点儿良心，发扬人道主义，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个名。
“我必须有社会保险，否则我只有一死，大夫，”我向他描述如何在四年中到处奔跑，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保持一份工作了；我如何意识到家庭即将分裂，亲人们将弃我而去；往日的朋友如何像躲避天花一样回避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极爱动怒和丧失理智。“精神变态也罢，神经官能症也罢，精神病也罢，叫什么都行，大夫，我求求你，”我说着跪倒在医生面前，他手中握着具有生杀大权的钢笔。“饶了我吧。宣判我有精神病吧。”
“并且把你列为残疾人。”他笑了，声音不大，但是傲气十足，居高临下，一派讨厌的家长作风——这个毫无同情之心的混账精神病医生，这个假正经的专家，他从没少吃过一顿饭，没见过他的孩子穿破衣烂裳，从不知道在茫茫黑夜中想到一天即将开始便紧张害怕的滋味。
“听着，努德尔曼先生，”他说，他使我这辈子都将为匍匐在他面前而感到羞耻，“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这个了不起的主意吗？”他拿起一沓档案把它们扔到桌面上。“我们一天见10个像你这样的人。10个。社会保险。够了。够了。难道不是吗？”他嘲笑地大笑起来。“你是个正值生活巅峰状态的壮男子汉。”
“生活巅峰，”我嘲讽地说，“但是我甚至不——”
“是的，不过这是暂时的萧条。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社会保险？”主席狞笑着摇摇头，乃至狂笑起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以为我很喜欢坐在这个诊所里，听古伯斯威尔的每一个穷人来抖搂他们的困难呢？”
“你不喜欢吗？那就让我坐在这个位子，如果给我钱的话。”
“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退休吗？社会保险？”他接着说下去，脸都笑红了。我开始认真地想，说不定他就是这个疯人院里的一员呢。“假如每个人都跟你的想法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法医生问我，此时他忽然冷静了下来，试图给我讲道理。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呢？”他坚持说，这个胖脸蛋的资产阶级医生，社会意识的代言人。“那谁还会去开公共汽车？谁还会去修汽车？送邮件？在工厂做工——？”
“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社会分工之类的哲学问题的。我是来求得一点点人道主义的理解。我。需要。帮助。你听见没有？”
停顿。
“我很抱歉，”法医生说，他镇静下来，声音又恢复了原先柔和的语调，面部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无表情的常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至少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帮你——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药。”大夫说着朝办公室走去，拿过处方笺在上面曲里拐弯儿地写了些什么。“给你。”他说着将那张处方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抗抑郁药。试一试。会有帮助的。这药可能引起口干，但是——”
抗抑郁药！真会开玩笑！我冲出诊所。抗抑郁药？我喃喃自语，艰难地朝那些脏兮兮的古伯斯威尔公寓方向走去，无处不在的冰凉凉的雨顺着脖颈向下流淌。我需要的是一年换一次的药方，凭这个方子可以得到沙沙响的百元一张的钞票，“饭前或必要时服用。”这才是我要的抗抑郁药，法尔赛德医生，主席先生，尊贵的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