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原先是情愿被掩遮起来，或者至少应当被掩遮起来的。在这间孤陋的小屋里，海丝特靠着她拥有的菲薄资产，带着她的婴孩，栖身营生。
她的那些资产是得到一直严密监视她的地方长官的准允后带来的。她的来到给这个地方立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令人疑惑不解的阴影。年幼无知的孩子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被拒之于人类仁爱的范围之外。
他们常常蹑手蹑脚地挨近小屋，窥视她在小屋边穿针走线，或伫立门旁，或在小花园里劳作，或沿着通向城镇的道路徐徐走来；一旦他们看清她胸前的那个红字，就会像深怕传染上莫名其妙的瘟疫似的飞速逃走。
海丝特虽然处境孤寂，世上没有一个朋友敢来造访露面，但是她却并不缺衣少食。她习得一门好手艺，虽然这地方还不能让她充分施展本事，但靠它也足以养活她自己和正在茁壮成长的婴孩。这门手艺就是针线活。无论在当时或现在，它几乎是妇女唯一力所能及的技艺。她胸前佩戴的那个刺绣得十分奇妙的字母，是她精巧而富于想象力的技艺的一个标本。甚至宫廷贵妇也会非常乐意利用这技艺来给她们的夹金银丝的织物增添一份经人工妙手装饰的绚丽和灵气。确实，在这里，清教徒的服式一般以黑色和简朴为特点，她的那些精美的手工活儿不一定常有人来问津。不过，时代的品味对这类精美制品的要求也难免要影响到我们严肃的祖先们。他们自己就曾摒弃过许多似乎难以废置的旧款式。一些公众的典礼，如圣职加委、官吏任职，以及新政府可以对人民显示威仪的其他种种仪式，按惯例都执行得庄严有序，表现得既阴森又故作炫耀。
齐颈的环状皱领、编织精美的饰带和刺绣华丽的手套，都被认为是显耀官吏权势必不可少的东西；同时尽管反对奢侈的法律禁止平民百姓效法这类铺张浪费，但是有财有势的人仍可以随心所欲，禁而不止。在葬礼中，无论是死者的装裹，还是亲属志哀穿着的黑色丧服或白色长袍上，各式各样象征性的图案，都时时在向像海丝特·白兰这样的能工巧匠提出需求。而婴孩的服装--当时是穿一种袍服--也为她提供了干活挣钱的机会。
没过多久，她的针线活就渐渐地成了现在称作的时髦款式了。不知是出于对这个苦命女子的怜悯，还是出于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即对普普通通又无价值的东西故意抬高其身价的心理；也许出于另外一种不可捉摸的情况，就和现在一样，有的东西有些人苦求不得，而有些人却天赐神赋，绰然有余；也可能因为海丝特确实填补了一个空缺，做了原先没有人做的事。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求她做针线活的人不少，只要她愿意干多长时间活，就有多少活可干，收入颇丰。一些人可能为了抑制自己的虚荣心，特意在堂皇庄严的典礼上，穿着她这双罪恶的手缝制的衣服。于是，她做的针线活便出现在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婴孩的小帽上、甚至死人的棺木里，封闭在那里发霉腐烂。可是唯有一种情况是在记录里没有的，那就是从来没有人来求她为新娘刺绣遮盖在她们纯洁的羞赧红颜上的白面纱。这一例外说明社会对她的罪孽始终疾首蹙额，深恶痛绝。
海丝特除了维持生计之外别无所求，自己过着最俭朴、最艰苦的生活，孩子的生活则稍稍宽裕些。她自己穿的是粗布做的衣裙，颜色是最暗淡的，佩戴的唯一装饰品就是那个红字--那是她注定非戴不可的。
相反，孩子的服装却别出心裁，给人一种富于想象或者可以说，充满奇思妙想的印象。它确实给这个小女孩早已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飘逸的妩媚增加了几分魅力，不过它也许还会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谈。海丝特除去打扮她的婴孩稍有花费之外，她把全部多余的收入用于救济他人，而这些人并不比她生活得更凄苦，而且还时常忘恩负义地侮辱施惠于他们的人。本来她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手艺，但她却替穷人缝制粗布衣服。很可能她这样做有一种忏悔的念头，而且很可能她化这么多时间做这些粗活，她要主动放弃许多闲情乐趣。
在她的天性里，有一种丰富的、肉感的、东方人的特质--一种追求艳丽华美的趣味。但这种情趣在她的全部生活中，除了在她那精美的针线活里可以显露一下外，已无处可施展了。妇女从针线的劳作中所获得的乐趣对于男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对于海丝特·白兰来说，它可能是抒发她生活激情的一种方式，以从中得到一些慰藉。但是她把它跟其它欢乐一样看作是种罪孽。这种把良心跟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掺和在一起的病态心理，恐怕并不能说明其真心实意的悔改之情，在内心深处可能还有某种大可怀疑、十分错误的东西。
海丝特·白兰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世上有了一个扮演的角色。由于她生性坚强，手艺出众，虽然世人让她带上一个标志，对于一个妇女来说，它比之烙在该隐①额头上的印记还要难以忍受，但社会不能彻底摒弃她。
然而，在她与社会的一切交往中，没有一件事使她感到她是属于那个社会的。凡是跟她有过接触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甚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