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济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道德方面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体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紧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级，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身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种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处流放到某地，而是判quot;减号quot;（quot;排除quot;），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quot;减去quot;，即排除若干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种惩处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quot;减号quot;惩处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没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quot;减号quot;判决好比大头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轮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进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流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头一棒。对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紧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美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quot;确凿无误quot;的罪状是：他quot;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quot;（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quot;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quot;。（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处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身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
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摆脱流放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quot;历史反革命quot;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quot;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