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有用的执行行动和守卫任务的狼狗。
有多少遭盗窃的公民知道，民警机关甚至不会去查找罪犯，甚至不会立案，免得结案的表报显得不好看：如果对盗窃犯只会判六个月，并且折抵下来还要去掉三个月，干吗要花费力气去抓他呢。何况抓到的匪徒还不知是否会受审判？因为检察机关为了quot;降低犯罪率quot;（在每个会议上都要求他们做到这点）而采取一种奇怪做法，即干脆暗中结案，特别是可以预见到会有许多被告的案子。
最后，必定会减刑，当然，减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庭上的证人当心点儿！--他们很快都会回来，谁作了证的，谁腰上就会挨一刀子！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进窗子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打开你邻居的箱子--你就眯缝起眼睛，从旁边过去！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盗贼这样教育我们，法律也这样教育我们！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对文学外，对什么都敢于大胆议论的）《文学报》在一篇大文章里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夜里，在莫斯科的街上，在两个家庭的窗下，有人在喧闹地行凶，并且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查明，两家（我国的家庭！苏联的家庭！）都被吵醒，都看见了窗外的情况，但谁也没有出去救助：妻子不放丈夫出去。他们的一个同楼住户（也许他当时也被吵醒，但报上没有说明），一九一六年的党员，退休上校（大概是闲得发慌），自动承担起了社会公诉人的义务，他奔走于编辑部和法院，要求把这两家作为杀人共犯追究责任！记者也大唱高调：这虽然够不上触犯刑律，但这是--一耻辱！耻辱！
不错，是耻辱，但是谁的耻辱？正像我国充满偏见的报刊上一贯的情形，在这篇文章中除了主要的东西外什么都写到了。这没有写出来的主要东西就是：
1．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quot;伏罗希洛夫quot;大赦，为了在人民中沽名钓誉，使战后费了好大劲儿抓起来的杀人犯、匪徒和盗贼在全国泛滥成灾（盗贼受宽待--好人倒了霉）。
2．在刑法典（一九;关于正当防卫范围quot;的一百三十九条--只有当罪犯对你举起刀子的时候你才有权拔出自己的刀来，并且只有当罪犯向你刺来的时候你才有权刺他。否则你将受到审判！（关于最大的罪犯是袭击弱者的罪犯这种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这种害怕超过正当防卫范围的心理，完全削弱了民族性格。红军战士亚历山大?扎哈罗夫在俱乐部旁遭到一个流氓的殴打。扎哈罗夫拔出了小折刀，杀死了流氓。因此，他被按杀人论罪，得到了十年！他感到奇怪：quot;那我应当怎么办呢？quot;检察长阿尔齐舍夫斯基回答他说：quot;应当逃走！quot;
那么说来是谁在培育流氓呢？！
3．依照刑法典，国家禁止公民们拥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却不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国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给匪徒们任意摆布，却竟敢通过报刊号召对这些匪徒实行quot;社会抵抗quot;！用什么来抵抗！用雨伞？用擀面杖？--先是大量繁殖了匪徒，然后开始组织人民纠察队来对付他们，这种人民纠察队在法律之外行动，有时自己就变成了匪徒。须知本来可以简单地一开始就quot;按下他们的头去套进法律的轭里！quot;可是唯一正确的学说挡住了路！
如果妻子放丈夫出去，丈夫带着棍棒跑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是匪徒杀死了他们，这很可能。或者是他们杀死了匪徒--那就会因超过正当防卫范围而坐牢。退休上校早晨带狗出去遛弯儿的时候，在两种场合下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对事件评述一番。
在法国影片《朝霞滨河街》里，工人们不经当局同意，自己抓盗贼，自己惩罚他们--这种真正的主动性在我国不会被看作任性行为而扑灭吗？这样的思路和这样的影片--在我国难道是可能的吗？
但这还没有说完！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有一个助长盗贼和匪徒猖獗的重要特点--害怕公开。我国的报纸充斥着谁也不感兴趣的关于生产捷报的报道，但你在报上却找不到关于法庭审判的报告，关于犯罪的报道。（因为根据先进的理论，犯罪只是因为存在阶级而产生的，而我国已经没有阶级，那就是说，也不会有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在报纸上报道犯罪！不能给美国报纸提供材料，说我们在犯罪方面也不落后于他们！）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就把罪犯的像张贴在房屋的墙壁上，他们从酒吧间的柜台上、从电车的窗上瞧着你，罪犯感到自己是一只过街的老鼠。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报刊只字不提，罪犯的像片不张贴，杀人凶手跑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别的省去，平平安安地住在那里。内务部长也无须在议会里进行辩解，为什么没有找到罪犯：因为除了那个小城镇的居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找到--很好，找不到--拉倒。杀人犯--不是偷越国境者，他并不那么危险（对于国家），以至需要宣布全苏联的通缉。
犯罪现象--像疟疾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