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引入无产阶级的轨道，而这是毫不困难的。这时，他们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是由国内战争的孤儿变成的流浪儿、小流氓。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沥青锅旁取暖，他们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钩子从车厢窗户里拽出箱子。作为社会问题考虑，这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些健壮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过来，纳入到自觉生活的体系中去！这时就出现了最初的公社、教养院、quot;生路quot;（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流浪儿--这还不是法律上的贼，流浪儿的改过自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呢）。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出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quot;母狗quot;，盗窃犯们专杀这种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侦查员或意志坚强的劳改营长官，他们受到尊敬，他们得到提升。
而盗窃犯的心理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养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乐，别人去他妈！……
2.强者有理。
3．人家没有砸在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就是说，没有揍你，就不要去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轮到自己头上再说）。
单个地打击驯服的敌人！--这是一条很熟悉的法则。希特勒这样做过。斯大林也这样做过。
舍伊宁老在我们耳边唠叨什么盗贼们有quot;独特的法典quot;，他们说话讲quot;信用quot;。你读他写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爱国者！可是如果你在监室里或在quot;乌鸦车quot;里遇上这帮鬼怪……
哎。出卖良心的笔杆子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轮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干这种事。他们的伟大口号是：quot;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quot;
但是，他们也许真的是爱国者？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去抢特种别墅？为什么不去拦截长长的黑色小轿车？是因为他们预料在那里会遇到打败高尔察克的胜利者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小轿车和别墅警卫严密。商店和仓库处在法律的庇护下。因为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谓改造盗贼只不过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废话。于是，他就把他们的精力调动到别的地方去，唆使他们去偷盗自己国家的公民。
请看三十年来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样处理的：职务上的盗窃、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公物？从仓库里偷走了一箱东西？从集体农庄偷了三个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盗窃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毕生积攒下来的东西都装上卡车运走？如果在偷盗时没有杀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时--六个月……
由于处理宽大，盗贼也就繁殖起来了。
斯大林的政权用自己的法律向盗贼们明说了：不要偷公家的东西！去偷私人的东西！因为私有财产就是旧时代的复活（而大人物的财产则是未来的希望……）。
于是盗贼们心领神会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们显得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人，可是他们总是到困难的、危险的、要掉脑袋的地方去拿东西吗？不是的。他们总是畏缩地、贪婪地往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钻--去剥单身行人的衣服，去偷防护不严的住宅。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谁能不记得这种老是悬挂在公民头上的威胁：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归！不要戴表！身上不要带钱！家里不要走空！要上锁！装护窗板！养狗！（没有被及时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现在写文章嘲笑忠实的看家狗……）
在反对个人独立地位的彻底斗争中，先是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马，答应代之以拖拉机（好像马只是拉犁的牵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与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庭成员，不是你心灵的一部分！），随即就开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个朋友--狗。狗要进行登记，把它们送进剥皮场，经常是由地方苏维埃派出打狗队开枪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条狗。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也不是出于经济上节省的考虑，理由还要深刻些：狗既不听广播，也不读报，好像是个不受监督的国家公民，并且是体力强壮的，但这种力量不是用来为国效劳，而是去保护主人个人，不管地方苏维埃关于它的主人作出了什么决定，也不管半夜上门的人们带着什么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亚并非开玩笑地建议公民们不要养狗，而要养……猪！猪是没有原则的。它为每一个拥有刀子的人长肉增膘。
然而，对狗的迫害从来也没有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