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quot;他们非这样不行quot;）。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指责，无非是说它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绪变化无常。而斯大林对盗贼则一向偏爱--是谁替他抢劫银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quot;反革命的地下活动quot;。）那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枪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quot;乌鸦车quot;里对政治犯的抢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土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quot;海狸quot;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quot;泽克quot;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quot;斯托雷平quot;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