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quot;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quot;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像统治者和臣民都开始养成对社会的类似法制观念的东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罗连科还观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审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两个大学生一起，不经审判和侦查而依国家财产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别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经审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罗连科给我们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有费多尔?波格丹一个上告到沙皇的农民请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扬科夫，他经法院宣告无罪但奉偷令被流放；还有其他几个人。
这样，传统像一条虚线似的在延续着，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着的而不是向前跃进的亚洲国家。再者，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现象：谁是特别庭呢？一会儿是沙皇，一会儿是总督，一会儿又是副大臣。还有，对不起，如果连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列举的话，它的气魄还实在太小。
气魄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具备的，那时为了经常地绕过法庭建立了各级常设的三人小组。起初甚至骄傲地加以标榜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审理人员的名字不仅不隐瞒，而且还大肆宣扬！在索洛维茨谁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组格列布?博基、武尔和瓦西里耶夫？！何况tPO;三人小组quot;？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组成的呀！但三人小组却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们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到过，只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文书：签字吧。实际上三人小组比革命法庭还可怕。而且后来它还与世隔离了，裹得紧紧的，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姓名也瞒起来。于是，我们就习惯于认为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不吃、不喝、不在人们中间走动的。他们一旦进入了评议室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只是经过打字员给我们送来判决（而且阅后退回：这样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头的）。
这些三人小组（为牢靠起见，我们用的是多数，好像讲到群神众仙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绝对需要：一旦抓过去就不能放出来（它类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检验科：不许出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而且实在没有法予审判他，那就叫他通过三人小组得到自己的quot;减三十二quot;（省会）quot;quot;或者流放两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经被剪光了，他已经永远打上了记号，从今以后就是quot;累犯quot;了。
（请读者原谅，我们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用了quot;罪quot;的概念，什么有罪、无罪之类。不是向我们解释过了吗，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会危险性；如果是社会异己分子，无罪也可关进监牢，如果是社会亲近分子，有罪也可释放。但是，如果我们二十五年来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quot;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立场quot;、quot;阶级观点不充分quot;、quot;依行为轻重程度量刑的资产阶级态度quot;而受到了批判。）那末，我们这些法律的门外汉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我们无缘写出这个机关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国家政治保卫局整个存在期间进行缺席定罪时是否一直有枪毙人的权利？（如像一九二七年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帕维尔，多尔戈鲁科夫，一九二九年对帕尔钦斯基，冯?梅克和维利奇科。）是否仅在证据不足但本人显系社会危险分子的情况下才采用三人小组的方式，或许比这更随意些？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悲哀地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时，白石城中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quot;特别会议quot;，而各州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州法院专门庭，也就是由三名法院人员组成、没有半个人民陪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