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奇台城这样严重的叛乱，经过包围喊话，最后大部分人员也醒悟过来，2000多人中，真正逃走的只有20来人。
王震在处理骑一师整编的骑七师问题上，丝毫没有客气。事情平息后，还下令六军把骑七师的武器、马匹全部收缴，由骑兵改为步兵师。当时他写信给骑七师的于春山政委和韩有文师长，指示：“各团、连军士，不带武器马匹，集中团部受训。战防枪交军区装甲连，骑马三千匹，交六军接收。每匹马拨羊四只，共一万二千只，作为马匹代价，为全师官兵财产。骑七师在改造期间，归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委指挥和领导。凡有反革命叛乱者，指挥十七师及装甲兵团、飞机、坚决予以歼灭。”
然而，对待乌斯满，王震已经做到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他诚恳接受了陶峙岳的建议，在涉及民族矛盾时，具体解决起来，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政治倾向，希望通过政策力量达到目的，而不轻易动用武力。这才同意让包尔汉抬出一个艾买提——可以说，它是王震违背自己的判断所作出的唯一决策。
当然，这都不是偶然的。类似于陶峙岳的话，张治中亲口对王震说过，彭德怀也当面交代过，到北京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都对这个问题有过具体指示。所以，王震不得不像踏地雷一样，时时提醒自己：新疆是个民族地区啊，必须谨慎从事，即便万不得已必须用兵，也要有一百个小心。
但是，随着解放战争总体进程加快及最后定局的来临，“剿匪”已成为新中国仅次于“发展生产”的一件大事，而且这项工作无论是西南、华南，还是在西北，多半要在民族地区展开。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指示，新疆军区也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王震，副总指挥是赛福鼎，参谋长张希钦。同时，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六军军长罗元发当总指挥，专门抽调第二、五、六、九军各一部及鄯善游击队、迪化市公安营共15万余名指战员和装甲车41台、汽车240辆，投入剿匪，还有一架飞机保障侦察和通信。
这时候，王震回头再想想，已经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在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上，他说：“像乌斯满这样的匪首，我们过去还梦想他回心转意，真是幼稚可笑。”
他说这句话，是自嘲，也有点从思想上“纠偏”的味道。接着，他就大谈西北剿匪形势。
先说陕北。在陕北和绥远交界地，有股1000多人的土匪杀人越货，闹得老百姓怨声载道，领头的三个人是段宝珊、高怀雄和张世华，都是原国民党绥远部队溜下来的军官。榆林军分区正在联合伊盟部队全力清剿；最严重的是陕、鄂、豫、甘、川五省边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原国民党南阳绥靖区司令员王凌云部的散兵游勇，加上一些地方顽劣分子，拉起一个什么“豫陕边区挺进军”，由王凌云当头头，所辖杂七杂八一大摊，名目繁多，有号称第四、五、八军的，还有所谓“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青年义勇救国军”“鄂南自卫总队”“陕南暂编总队”等，加起来大小股匪有两万多人，吹嘘为“十万地下军”，妄图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从1949年12月23日起，连续剿了40天，才初步告捷，歼敌50多股计1.7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67门、枪支1.8万，还有47部电台；在关中，大荔军分区部队智取华山消灭韩子佩残匪的战斗，也在难解难分之际；另外，六十军和第四军在甘肃临夏马家军发祥地区，以及第四军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地区，对残马股匪的清剿，宁夏军区独一师和骑六师在三边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对马绍武股匪的清剿，一军在青海境内对青马残匪的清剿，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战绩。
无论土匪人数还是作乱规模、危害地域，巴里坤草原的乌斯满都是数得着的。王震把西北剿匪的形势交给大家，无非是给个警策，不致轻敌。当然也有时不我待的意思。
彭德怀几乎一日一电，对巴里坤草原的事态，表示着极大的关注。
一星期以前，罗元发就派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带领四十六团进驻了巴里坤草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增援被困伊吾县城的二连。当时，他给罗少伟交代得很详细，要他们务必注意政策，把被裹胁的群众与死心塌地的土匪区别开来，不要伤害无辜的老百姓，特别是要注意对敌人的政治瓦解，多做些宣传工作，如阵地喊话等。
这些日子，罗少伟与四十六团团长杨兴国使出了浑身解数。每天早上，各连都在伊吾外围支起大喇叭，用哈萨克语朝里面喊话：“哈萨克族同胞们，你们不要再受乌斯满和尧乐博斯的欺骗了！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是奉命驻守边防的，是来保卫国家，也保卫我们边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然而，围困伊吾的人仍在有增无减。
团突击队连续八次试图冲进伊吾，都没有成功。土匪人数太多，所有的路口、山口都有人枪把守，突击队徒然丢掉十几条性命。
头两天，天一亮，伊吾城里的南山和北山两处阵地，总要发出一阵激烈的枪声。然后，枪声渐渐稀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