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赴新疆公干，准备途经酒泉小住。这让陶一下子回想起两人在重庆相会时的情形。
过去陶峙岳只听说张治中是个老黄埔，当过蒋介石的党军第二师参谋长，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他坚决不同意采取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主张政治解决，认为“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可见张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接触并作了一点调查之后才知道，张是个老黄埔不假，但他在黄埔期间跟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有密切来往，还曾被看作是“红色教官”“绝色团长”，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军并称“黄埔四凶”。尤其是对蒋介石“遵从”而不“盲从”的态度，让陶峙岳至为欣赏，甚而感动不已。张先后五次带兵打仗，却五次都打在点子上，是国民党里唯一没有和中共打过仗的高级将领。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蒋在处理中共问题上的“失策”，力主两党和谈。如此，张治中才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天使”……而且，对陶峙岳来说，张治中叙起来还是自己正儿八经的“学兄”，他最早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陶先入学三年。
这一切，可以认为是行伍中建立交情的基本条件。
陶峙岳是个心性很高的人，虽置身江湖多年，却从不滥情施交。他平生最自得的两件事就是，第一，不要三妻四妾，从一而终；第二，不积攒私财，清贫廉洁。为此，胡宗南曾说他“没有朋友”，言下之意是“水至清则无鱼”。陶峙岳回了一句“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勿及”，两人风马牛说不到一块儿。而张治中就不同了，见到陶峙岳就有叙不完的话，怎么扯怎么都投机。两人一个湖南宁乡口音，一个安徽巢县口音，南腔北调里面偶尔带出一言半语的国语，彼此听起来都觉得耳顺。
张治中来酒泉除了假道之外，主要目的是想动员陶峙岳随他一同进疆，共图大业。他说：抗战打了八年，国家的元气伤尽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内应当实现真正的和平，不宜再动干戈啦……
“是啊，”陶峙岳懂得张藏在话中的那层意思，“但愿这次国共谈判能如天下人所愿！”
两人都不想把心照不宣的忧虑说出口。令世人瞩目的重庆谈判刚结束不久，善良的国人都沉浸在升平歌舞之中。张治中这个在谈判桌上唱主角的人物，当然不希望把未来想得太坏。可是，他心口的分寸比谁都有准头。
正因如此，治理一个偏远的新疆，便是无奈中最妥帖的寄托。
而陶峙岳的心情则不同，他要“士为知己者死”。至于新疆，或许可以看作是个一展雄才的靶子，陶峙岳就是要将自己一副傲骨和一身浩气变成西北边陲的一片朗朗净地。这个心愿从首次进疆开始，就与日俱增，以至于张治中离开新疆、联合政府解体，陶被临时任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一段时间内，极感不适。他发现自己已很难摆脱这块土地的缠绕了！
1948年8月，陶峙岳再度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这是张治中终极的决策，代表他对新疆问题马拉松式的思考得出了成熟的结论。
即将履任，离开兰州，自然要拜会张治中。陶峙岳选择了一个月明星稀的秋月，来到张的新龙山私邸。说：“相聚没几日，又将作别，不知文白兄还有些什么吩咐没有？”
张治中很高兴，亲手给陶峙岳泡了一杯家乡的舒城绿茶，说：“我们安徽人待客讲究一杯功夫茶，不晓得你喝得出来喝不出来。”
陶峙岳呷了一口，咂咂嘴：“香，喷香，就是太浓，尾子有点苦哟。”
两人哈哈大笑。接着，张治中直截了当切入有关新疆的许多实际问题，诸如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新疆今后的出路问题等。又从新疆谈到国内和平的设想，说到激动处，竟把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以及与蒋的谈话记录，通通搬出来让陶峙岳看，说：“对新疆，我有很大的遗憾，未竟之事不少，可说是千头万绪，当时一方面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老头子又催逼太紧，许多事情搞成了虎头蛇尾，唉……”张治中打住话头，一声长叹，数不尽的苦恼尽在不言之中。
一个长久萦怀的问题突然撞上了陶峙岳的心头。他犹豫一下，说：“外界都称文白兄是领袖的左臂右膀，看了这些函件和记录，始信为真，小弟感佩。不知文白兄今后作何打算？”
这个问题很深，以官场规矩，可以用大道理搪塞。但是，张治中知道陶闪烁其词背后的含义，是在考验彼此的友情。于是，最大限度地说了句“领袖是人，我也是人……”见陶峙岳似懂非懂，又补充道：“人君有兼听之明，人臣有陈情之责，剩下的事只有靠天来裁定了！天就是民众。治国也好，治一个省区也好，与治家是一样的，古人总把两者放在一起讲，所谓‘治国齐家平天下’。我们安徽有句老话，叫‘家不和，外人欺’。中国的事情最关键、最难办的就是一个‘和’字，新疆也是如此。”
陶峙岳深以为然：“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备司令很不好当，有些事军队用不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