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到兰州的张治中那里，给了张莫大的安慰。在此后不长一段时间内，张治中终于把宋希濂和麦斯武德这两块石头，从新疆扔出去了，使陶峙岳成为新疆军事方面相对独立、真正的当家人。同时又把包尔汉保举到南京，在蒋介石面前去当“国府委员”，这就给新疆未来的局面铺平了道路，留下伏笔。
陶峙岳落泊遇知音，张文白抱憾布新局
陶峙岳的官运一向不佳。据说，这与湖南宁乡张狮子山下火龙洲的那个陶氏门风有关。虽说地方有“四山环翠，九派流清”之誉，祖上亦以晋朝的“八州都督”陶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退隐林泉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为荣耀，却世代很少有人到外面做官。陶峙岳，似乎还是个例外。
和许多国共高级将领的经历大同小异，陶峙岳的戎马生涯也是从上陆军小学开始。然后吟哦着“男儿走四方，安敢事株守”的诗句，再考陆军中学。到武昌陆中没学到两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浪卷起，他不知不觉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接着便有袁世凯称帝，蔡锷护国那么一段，陶峙岳书剑飘零回到湖南，帮谭延闿训练了一堆绿林好汉。后来便混迹于湘、鄂诸军阀部队间，北伐、蒋、冯、阎大战直至江西“剿匪”，当上毛炳文部第八师师长。因朱绍良出任甘肃省主席，嫡系毛炳文部所属陶峙岳的第八师，许克祥新编第二十四师也都跟着呼呼啦啦从江西调往甘肃。
从此，陶峙岳与胡宗南结缘。
第八师是湖南的一支杂牌部队，从一开始与蒋介石的“主流”就拉开一段距离。这使得陶峙岳在1936年冬西安事变中，驻守海原仅几百里远，态度却比较暗淡。而稍后随胡宗南参加的淞沪之战，又凭着“几杆破烂枪，打得还算不错”（胡宗南语），因而，陶峙岳这个人的基调也就定型了：受尊敬而不受重用。
1938年9月，胡宗南一纸命令，把陶峙岳调到自己最得意的第一军当军长，而让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去“长陶所在的七十六军”。不管陶对此如何感觉，胡宗南器重陶的才干是没有异议的。只是这种“器重”更大程度上是“器”而不“重”罢了。当第一军在陶峙岳手上训出一点长进时，胡宗南立刻又派丁德隆取而代之，给陶安了一个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的位置。
陶峙岳离开自己一亩三分地，本来就找不到感觉。刚刚入住新的园子耍出两套把式，秋收在望，又让胡给剥夺一空，且置于闲散之境，这不能不让陶揪心、寒心、灰心和没有信心。
陶峙岳发现自己变成一片落叶，飘荡在秋风之中，无枝可依。遂闲居西安达数月之久。
在第一军任职这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里，唯一让陶峙岳感到欣慰的是，结交了两位肝胆朋友。一个是他从第八师带到一军去当参谋长的曾震五，另一个就是奉胡宗南之命在河南吸收土著杂牌部队扩充实力时，偶然相识的赵锡光师长。曾是陶的乡党兼嫡属，而赵则与陶同在人家屋檐下，惺惺惜惺惺。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陶峙岳镇守新疆的得力助手。
陶峙岳空挂着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在长安古城从1940年夏一直漂泊到1941年春，又被送到翠华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去当教育长。至此，兵权彻底没了。陶峙岳唯一拥有的，是位于西安市以南40多公里的那片陕西胜境。他只好一面寄兴山水，故作潇洒状，一面又暗怀“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的喟然长叹。
不久，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他调，司令长官不同意继任人选，悬缺已久。按照惯例，应由一名副司令兼任。胡宗南想到了陶峙岳。陶一口回绝。这时，卫立煌也出面来当说客。陶峙岳磨不过情面，做了一万个“只挂名、不务实”的声明，才悻悻地跑去就任。
这个打杂的差事干了一年多，最让陶峙岳兴奋的一件事便是得到一次去重庆受训的机会。在那里，他与张治中将军发生了关系——这可以说是陶峙岳人生的重要转折。
胡宗南并没有放弃陶峙岳。1942年8月他将部队扩为三个集团军时，陶峙岳居然奇迹般地“三分天下有其一”，被任命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位子则由胡自己兼占。这有点出乎陶的预料。但很快他就发现，胡宗南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参谋长，那就是胡的铁杆亲信蔡棨。
陶峙岳虚假繁荣“风风光光”当了一年总司令，就被送到河西的酒泉“重镇”边关去了。名义上听起来仍然是个“警备总司令”，声称“可以调遣所有入境部队”，而实际上日常指挥的兵力不过一个担任总部勤务的特务营而已。
其时，赵寿山驻守武威，陶在酒泉，关山绵绵，心照不宣，两人默然相对，不知道谁在为谁一掬同情之泪。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光一晃就是几年，秋去春来，人生苦短，面对塞外迟到的一点点绿色，陶峙岳不免长吁短叹。这时，忽有一个让人略有兴奋感的消息传来：张治中将军受命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事隔两天，陶峙岳收到一份电报，竟是张治中本人发来的，说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