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并予以力争，可我并不知道您就是包尔汉啊！”
这的确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新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府大员张治中，而两位副主席却是在一个监狱里共同受过苦的难友。两人都是维吾尔族，大可以用维语自由地表达内心感受。包尔汉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为新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忠实地工作，以报答你们对我的期望。”
“哎呀老朋友，什么你们、我们的，”阿合买提江说，“我们都是兄弟，你在监狱里住那个小院里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去打水，你总是那么友好地望着我，向我微笑……”
“啊，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一切都像是在昨天，你穿着破烂的衣服，乌黑的胡子，站在井边汲水……你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我还以为你被盛世才杀害了呢，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包尔汉的问话触动了阿合买提江的心事，他陷入回忆，沉重的叹息道：“说来话长啊！直到伊宁起义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被释放出狱。回到伊宁，我就参加了起义的部分准备工作。那段日子可真苦啊，为了谋生，我进过工厂，也曾在街头背着木箱替人家安装玻璃。起义开始时，我还只是一个提水烧饭的伙夫，每天穿着一件破大衣，腰上扎根线绳，在厨房里忙前跑后……”
时光在阿合买提江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现在说起来还不得不时断时续。
是金子总会发光。终于有一天，机会降临到阿合买提江的头上。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急需宣传民众、号令军队，可头头脑脑的那些人却多数没有文化，每天都为起草一份文稿之类的事大伤脑筋。有一天，阿合买提江请人转告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拉，说自己擅长维、汉和俄文，可以代写一份文件试试。伊力汗吐拉说，那就赶快写一份宣传提纲给我看看吧！结果，这份让伊力汗吐拉赞不绝口的宣传提纲，改变了阿合买提江的命运。他由一名伙夫突然变成掌握临时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干部。
阿合买提江的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很快得到临时政府上下一致公认。后在临时政府改组时，他理所当然地升任为部长。由此，他渐渐进入起义政府的领导核心。
面对老朋友，回首往事，阿合买提江感慨很多。他坦率地说：“三区暴动是革命行动，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在暴动之初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反对汉人倾向，滥杀无辜汉民群众，令人难以宽恕。”
这个问题包尔汉也早就听说过了，很气愤，很惋惜，他不相信那些滥杀无辜的事是真的，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向阿合买提江打听一下。
阿合买提江沉思了一支烟的工夫，说：“见汉人就杀，有汉人血统的也要杀，这叫什么道理？可怕呀，真是一个可怕的倾向！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汉族反动官吏和普通群众之间的界限，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膨胀，因此，容易被少数人提出的‘为民族和伊斯兰而战斗’这样一些口号所迷惑。”
包尔汉也痛苦万分地说：“可不是嘛，当年盛世才抓的最多的还不都是汉人，像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还有……文斐然，他们何罪之有？”
阿合买提江说：“你讲的这些人都是革命者。新疆的革命运动和中国内地始终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孙中山辛亥革命以来，先有涂尔帕克、杜戈买提起义，而内地中共的暴动也非常频繁。接着，新疆又有哈密铁木耳和穆依登的暴动，后来还有东疆的加尼牙孜。内地中共革命斗争兴起后，许多汉族革命者都怀着拯救新疆人民的愿望，千里迢迢来到这块土地上。新疆也有许多革命者辗转到内地、到苏联，寻找革命道理。”
包尔汉连连点头，这些都是事实。
阿合买提江继续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世界革命，连国界都没有，何况民族与民族之间呢！新疆的汉族革命者和其他各民族革命者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我们老师，像林基路和文斐然，我们的阿巴索夫同志，就是他们的学生。阿巴索夫同志坚信共产主义，对林基路和文斐然老师非常尊敬。暴动刚开始，情况比较乱，阿巴索夫同志为了保护老师，差点跟起义军战友动起刀枪来……”
这些话对当时的包尔汉来说颇为新鲜。其中的道理，包尔汉完全可以接受。随着谈话的深入，包尔汉益发觉得阿合买提江心胸博大、志向高远，由衷的敬佩感也溢于言表，禁不住拉着手说：“现在好了，新政府已成立，你我用目光说话的时代一去不返。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和平条款，为400万新疆父老安享太平效力！”
阿合买提江说：“你当过国民党的专员，可你一点也不像国民党哩！”
包尔汉连连摆手说：“我一向不问党不党的，我相信最普通的人当中，总是善良的占大多数。你刚才不是说三区暴动刚开始时，存在反对汉人的倾向吗？在那种环境和气氛当中，不也还有很多很多汉族兄弟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群众，暗地保护下来了吗？阿巴索夫身为起义军领导人，不也为了自己的汉族老师，要跟别人动刀枪吗？”
“说得对呀，”阿合买提江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