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了一遍，然后问蒋：“赵要我查，你说怎么办？”
蒋云台一听，立刻警觉起来，记起张宗逊副司令早先嘱咐他的话，尽量徒步联系，能不用电台尽量不用电台，说无线电最不保密。果然，把柄出来了！好在赵龙文只说查，一个“查”字说明他还没有确切掌握自己的多少把柄，不过猜测罢了。于是，蒋云台回道：“赵说安化附近，当然也包括我的阵地前沿。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共产党军队侦察兵每天都在那里活动。哪像他赵某人呀，住在武都城里，高楼大厦，歌舞升平，当然不会有什么可疑的电台了！”
这些话虽然略带气味，但于情于理也能说得过去。王治岐吩咐司令部，给分署赵主任的报告，就以这一精神来做。还补充道：“不忙，不妨做得周到一点。”
等王治岐这份“周到”的调查报告呈送上去时，赵龙文的兴奋点已经转移了。胡宗南连电催逼，要他抓紧作好入川准备，并通报说，湘西、鄂西、黔北各线共产党军队加紧攻击准备，秦岭方向的共产党军队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突然采取积极的急袭行动，搞得胡军前沿阵地措手不及。有鉴于此，入驻川北刻不容缓，否则后果难测。
整个9月，是胡宗南日子比较好过的一段时光。好歹蒋介石待在重庆，三天两头去晋见一次，多少有点依赖感。更重要的是，在秦岭方向与共产党军队接触之中，每每得意。如同他向蒋介石报告中所说：“共产党军队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这对于大病初愈的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难得的抚慰。胡宗南难以想象，也更不会承认，这一切不过是毛泽东蓄意塞在他嘴里的一块水果糖而已。让胡宗南得意地待在原地不动，是中共中央军委大西南决策中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以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是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国民党军力避决战的特点而制定的。按照这一方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时，便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各路敌军，企图退守云南的道路，一下子堵死了。十八兵团的任务，就是要把胡宗南咬在秦岭。等到南边的二野把路堵死后，再一块儿来收拾老冤家，先占川北，再及成都。这便注定了贺龙和李井泉、周士第指挥的秦岭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个“不痛不痒”的战役，任务就是“攻而不破”，造成沿川陕公路南下入川的架势。
胡宗南老老实实上了当，跑到蒋介石那里大吹大擂，断定十八兵团必然要取三国时代魏军伐蜀的路线，分成两路，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至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然后合二为一，直插川西。因此，胡宗南的决策是“拒共产党军队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
这是常势用兵，蒋介石以操典的眼光挑剔再三，最后也无可非议。于是胡宗南这位“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将第五兵团李文部40000余人，押在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而将第十八兵团李振部44000余人，放到李文部以西地区；另外，又让裴昌会弄出一个第七兵团，6个军兵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布防，构成第二道防线，完全是一副坚守的架势。
贺龙正希望胡宗南作出这种判断。毛泽东给他的机宜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也就是说，彻底放开大打、扯破胡宗南的防线，大体还有两个月呢。所以，时至10月中旬，彭德怀指挥王震所率二、六两军已常驻新疆闹得翻天覆地了，毛泽东才正式发布由陕入川的作战命令。真正进入具体的战备实施——诸如编配部队、思想动员以及物资保障方面的落实定位，那是11月份的事了。
离开北京前，贺龙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看上去有点疲倦。可能是因前段筹备建国精疲力竭尚未恢复的缘故吧。一切从头开始，太繁重啊！贺龙见面之后不免生出一丝丝心疼。便说：“主席，你要注意休息，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好务啊，新中国还有许多事等着你做哩！”
毛泽东笑道：“你贺老总把工作做到我头上来了！停不下来呀……”他充满感慨地叹了口气，双眼望着窗外，仿佛又回到中南海怀仁堂，回到9月21日下午7时出席政协一次全体会议那一刻，全体代表起立，场内奏响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场外鸣放礼炮54响，然后是代表们长达5分钟的掌声，然后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太兴奋了！”贺龙说，“这些日子，连我都睡不着。你讲得好，我们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目的，让反动派们发抖去吧，让他们像长嘴婆一样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了！我们一定要作出成绩来给他们看一看！”
毛泽东接上一支烟，与贺老总的烟斗对烧起来，菊香书屋一下子成了烟的海洋。
9月30日夜幕降临时，政协代表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