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密报告知：中共加紧对川侦察，四川地下中共组织日前也派人同贺龙部接触。因此判断，中共对川行动迫在眉睫！
一般来说，中统局很少直接给胡传递什么情报。这份密报足以体现非常时期之“非常”二字，说明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那么，中共究竟会以多大的兵力、会从什么方向对川行动呢？这始终是胡宗南心中悬而未决的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在中共中央10月13日作出西南军区人事安排之前，一直还没有最后解决。早在贺龙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拟从西北地区抽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到山西临汾集训，作南下准备。这个初步设想，后来被贺龙落实下来的地方干部是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贺龙并同李井泉商妥，在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再抽出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和工农百姓，潜入西南，调查当地的兵要地志，直接为将来进军作准备。
当然，这只是毛泽东解决西南问题一盘棋的局部。在7月中旬他给华南进军部队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到“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经营”二字的口子有多么大！贺龙在9月上旬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途中，特地赶到临汾看望在那里集训的几千名干部，就指示他们要研究问题，首先是学习政策，此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要求他们把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还要考虑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用，总之，要想得长远一些，细致一些。这就不单单是眼前打仗的问题了。
但是，打仗无疑仍摆在首要位置。
10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主要讨论进军大西南。前一天，中央已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是政委，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所以，涉及川北用兵问题，毛泽东主要想听听贺老总的意见。
“你打算带哪个部队入川呢？”毛泽东边弹烟灰边问贺龙。
贺龙简单地回答：“看方便吧，哪一支部队都一样。”
若论进川位置比较方便，当然是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
毛泽东说：“那就是周士第喽？！”
周士第是十八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
“好嘛，”贺龙爽快地应道，“周士第跟我共同战斗多年，一块儿合作肯定没得问题！”
周士第是没有问题，部队怎么样呢？个别长期跟随贺龙的同志私下嘀咕说，一野部队里面多的是老总亲手带出来的团队，战斗力呱呱叫，到西南是打解放战争最后一仗，就该带这些部队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仗可以打得漂亮点嘛！
贺龙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靠挑拣部队打胜仗，那叫啥子本事呀！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不可，那我贺龙还像个共产党员吗？”
军委会让贺龙坦荡的胸襟弄得很有政治气氛，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说：“贺老总啊，给你一个十八兵团，再给个七军，给个十九军，总共十四个师。任务嘛，先解放陕南，再解放川北，主要对手是我们的老冤家胡宗南。”
其实这些部队严格地说起来，过去都曾受到过贺龙的培养，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差不多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即便像十九军是以老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中途有段时间归中原军区建制，但班底还是老陕甘宁边区部队；十八兵团是晋绥的老底子，当年攻打山西沂州、宁武等七县的阎锡山各堡垒，以及后来的大同战役，许多老战士还让贺老总戴过光荣花哩！至于彭绍辉的第七军，更是贺龙领导下的老三五八旅嫡传，政委孙志远及继任的罗贵波、冼恒汉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班子过硬，部队也过硬，长期独当一面，默默地在晋中执行任务。随十八、十九两兵团回到西北归建后，又一直独守甘南，不露声色，稳定一方。单就这一点，就让人刮目相看。
听说要跟贺老总入川作战，七军上下一片欢腾。彭绍辉的心里也很不平静。一方面是激动，另一方面又有些着急。后者主要是考虑甘南的局势。他火烧火燎地把政治部主任黄忠学找来，说：“老黄啊，部队眼瞅着就要出发了，武都的蒋云台还在那里跟赵龙文捉迷藏，真不好办呢！”
黄忠学在敌军工作方面有些经验。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说：“心急吃不得热乎乎，要不，我亲自到武都跑一趟？”
北京指点西南西北，西安云集一台锣鼓
赵龙文没能从胡宗南那里讨得口风，就憋着一肚子气打电话找王治岐，说：“据绥署侦察台报告，安化附近有一部电台经常与共产党军队战区作报，这事你得好好查一查，七日内给我报告！”
王治岐想，这不是整蒋云台吗？他干脆转个电话給蒋，把赵龙文的话原封不动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