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

    夕阳西沉蒋介石走麦城，雄师南出毛泽东点宜川

    1948年1月的米脂杨家沟，把陕北老百姓吸引住了。都知道那里要开个很重要的会议，搞不好毛主席就在那里。小道消息传得活灵活现，说开完会西北野战军就要打延安了，到时候各县都要派代表参加收复延安入城式，和毛主席握手，还得派秧歌队、腰鼓队什么的。四十里铺有个老羊倌甚至到处吹牛，说这是彭德怀亲口对他讲的。大多数将信将疑的人，事后得出结论：无风不起浪，老百姓传闻永远有道理。因为会议真的开了——就是历史上颇为知名的那次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说它知名，是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都到了会。这份殊荣并不是所有解放军旅团干部都有机会拥有。而毛泽东直接参加一个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这也是个例外，并且是个令人愉快的例外——彭德怀果然没有食言，给他带来一份像样的礼物：“诉苦三查”经验。

    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压倒一切的热情，听取一纵关于“诉苦三查”的汇报。彭德怀把准备参加汇报的廖汉生、余秋里和颜金生三人叫到一起叮嘱道：“不光是代表一纵啊，是代表整个野战军，你们三人好好分一下工，不要啰唆，条理要清楚，例子要实在，一是一、二是二，不许掺水，原原本本讲就是了。”这也正是毛和周所期望的。两人从头听到尾，中间上趟厕所还吩咐“等一下”。说到紧要处，毛泽东必加入一两句点睛之语，或引经据典，或村言俚语，都出思想。这不但使廖、余、颜三人脸上始终泛着红光，也使整个汇报显得轻松有趣。

    当初听彭德怀第一次提起诉苦三查这件事时，毛泽东就特别感兴趣。彭德怀是赤裸裸地关心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则不然，他还有更多的考虑。他有一个强劲的“胃”，总能恰到好处地把第一手材料消化出来，从群众首创中发掘、提炼那些富有理论价值的东西。但是，他输出的又从不是理论，他从不说干巴巴的理论，而永远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有温度、有生命。

    毛泽东听完一板一正的书面汇报，觉得不过瘾，又把余秋里单个找去，详细询问三五八旅搞“诉苦三查”的情况，甚至要看原始的东西，比方说战士们在马粪纸上记的笔记啦，按着一班人一排人一连人血印的请战书啦，等等。他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一直没有如愿，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干脆给它个定位，说：“‘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对此，彭德怀迟迟没表态。他想，是不是“法宝”尚待检验。部队离开了战场，吹什么牛都是空的。

    1947年至1948年这一个冬春，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摆开品字形的阵势挺进中原，已为全中国人民所瞩目。仅仅4个多月的作战，到1947年底便歼敌近20万，解放县城近百座，南线蒋军160个旅的90个旅已被吸引到中原。与此同时，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4个纵队和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分别在山东和陕西这两翼大展拳脚，而晋察冀、东北等战场其他各路人马，也有出色表现，可与沙家店、延清和黄龙战役媲美的大小战役，不在少数。像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等，都堪称此间杰作。

    蒋介石实在沉不住气了！军事一摊子已经抓不上手，而军事之外的那些“方略”又一个个面目全非。从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开始，打延安，开“国大”，驱逐中共和谈代表，镇压民主运动，直到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他是一步一步陷入手忙脚乱之中。而今，人心丧尽，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卖国内战政策必然导致蒋管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不断破产，工农业生产更是滑坡滑得不可收拾。老百姓肚子搞不饱，水深火热，没有日子过了！全国各地学生、教员和工人争着起来，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口号，举行罢课、罢教、罢工，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并正向广大农村蔓延。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潮水似的滚滚而来。四海翻腾，声音只有一个：打倒蒋介石！

    所有这一切，在陕北那个黄土沟里颠沛流离的毛泽东，都看得明明白白。他说：“和全国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这话说得真惬意，如沐春风。的确，好心情和坏心情一样，该来的时候是挥之不去的。可以想象，在1948年开春后的某一个日子，毛泽东从容地喝下一碗小米粥，点起一支烟，哼着湖南花鼓小调踱到地图跟前的那个滋味。他甚至看地图连放大镜都不用了。本来就不老，这一来益发显得年轻。

    西北野战军南下打宜川，就是这么决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