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黄陵）、宜（君）、同（官，即铜川）。彭德怀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二方案——再次解决邓宝珊。
在胡宗南与傅作义之间，邓宝珊的天平一向倾斜傅作义。隶属关系的因素当然是有，更重要的是个人感情大不相同。傅作义总像个老哥的样子，情深义重，顾全大局；而胡宗南则仗着后台硬，翻手云雨，说话不算数。如果光是吹吹牛倒也罢了，怕只怕他经常玩点小聪明，只顾自己风帆疾进，而把别人往绝路上推。比方说榆林防务。自沙家店战役之后，榆林便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吊子”，增兵犹恐不及。可胡宗南偏在这个时候拉走徐保的整二十八旅，且董、刘两军又节节向南，邓宝珊孤悬一隅，一个二十二军如同小娘养的，粮秣、装备一无着落。
蒋介石的甜点心从来都不作数。当初空运徐保人马时，曾有诺在先：“榆林要塞，粮秣、装备将速予补充”，然而，邓宝珊站在榆林南门外凌霄塔上望穿双眼，国防部飞机永远只在他的梦中降落。后来知道，这也是因为胡宗南从中玩了花花点子。老蒋的“浙江病”已到晚期。他的耳孔始终只开放一半、听一种声音，亲疏分明，乡党误国，沉疴致命！——这让邓宝珊这个陕西人痛心疾首。
邓宝珊的心事瞒不过中共耳目，彭德怀当然也有一本清册。趁机打榆林，扫除榆（林）、神（木）、府（谷）等北线障碍，既巩固西野后方基地，造成南下出击的有利态势，又可保障机关安全，何乐而不为？在野司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分析道：“榆林守军总数不超过9000人，十分孤立。目前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长途北上增援榆林的可能性很小，傅作义部又隔着几百里沙漠，近一点的，是宁夏马鸿逵部。可是马家军是个封建土围子，一贯保存实力，别人打，他们看。再说，‘三边’那一仗，我们也给了点教训，估计不会轻易出这个头。所以说，同志们要有信心，胜利有很大把握。”
于是，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和绥德分区四、六两团，立即从绥德出发，直趋榆林。一纵由下盐湾、西岔方向，北渡无定河，向三岔湾攻击前进。从10月24日到27日，三天内即把榆林外围归德堡、三岔湾等据点全部占领。与此同时，三、六纵队也发展得颇为顺利，诸如五里墩、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常乐堡等这样一些知名据点，几乎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就一扫而清。甚至连邓宝珊苦心修建的飞机场，也得来全不费工夫。碰巧，遇上西安派来运送枪械的一架飞机降落，占领五里墩和西沙梁的我军两股炮火一起射击，一飞机枪弹悉数炸毁，正驾驶员被击毙，副驾驶员举起双手。就这样，榆林城轻而易举地被团团围个结实。
初战告捷，按说很有点鼓舞人心的势头，可彭德怀在听到各部报告情况后，反觉心头沉甸甸的。经验告诉他，攻击一个有准备的城市，一上手就过于顺利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其中必有缘故！这缘故后来真相大白：其一，榆林守军对西野的攻城行动已有充分估计，并作了安排：因为兵力不足，他们规定，一旦榆林受攻，除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紧靠城边的解宅两个据点必须坚守外，其余城外据点一律放弃；其二，榆林受攻时防守指挥大权，已分在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的手上。左世允总当家，可以指挥和调度一切。而那位关键性的人物邓宝珊在榆林城外枪炮尚未打响时，便静悄悄地登机飞往北平了。这，当然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重要情节。
傅作义卖关子搬兵宁夏，左世允撑门面风声鹤唳
邓宝珊是有备而往。坐在飞机上他就痛下决心：此次若是傅作义不讲交情，对榆林坐视不管，他就决不返回！邓深知单靠榆林眼下的那点本钱，自己回去倒不如干脆坐飞机去投奔毛泽东——或许那样还要体面些。邓宝珊一路胡思乱想，到北平，一下飞机就换上将军制服，恨不能立见救命菩萨。不曾想傅竟在张家口“坐镇”，据说特意给邓留有口信，要邓前去他那里计议一切。邓宝珊虽有丝丝失落，但分毫未作表露，又行色匆匆地赶赴张家口。
谈话由头是从胡宗南开始的。傅作义拖着长腔：“西安方面如今是轻松了，钓鱼钓折了竿子，正可以隔岸观火嘛。”他觑一眼邓宝珊，想起有一段邓与胡过从甚密的往事，随口就酸溜溜地明知故问：“不管咋说，总不至于连份电报也没有吧？”这恰是邓宝珊的痛处，经此一戳，当然不好受，却又不便申辩什么，就长叹一声：“唉——人家是个啥，咱是个啥，不过，事到临头都得各扫门前雪喽！”这话带有点儿敲打的意思，但毕竟话匣子刚打开，还得悠着些，以免太冲，伤了和气。所以，邓宝珊把后一句话的声音压低，而且紧接着补上感慨：“他（指胡宗南）也是泥菩萨过河喽！”
傅作义艰难地皱紧眉头。他不过是想给邓宝珊来点跌宕，没想到邓倒当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