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

    彭德怀对刘子奇坦言去留，贺老总主大局面一升半斗

    前东原村的欢笑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炊事班给每人端上一碗小米汤。是“汤”不是“粥”。大家低头，从海碗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情不自禁想起一个人。这人便是贺龙。

    一个多月前，贺龙在小河村会议上有句口头禅：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喝小米稀饭！那时候，所谓“大胜仗”，只是一种预设。这个预设是以不在陕北打大仗为前提的，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粮食问题。

    彭德怀当时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

    于是，陈赓太岳纵队的箭头，从陕北扳到豫西，以协助刘、邓经略中原，来一个反向牵制，间接地为陕北军民歼敌创造条件。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个计划，同意“边区、陈赓两部分开打”，主要是考虑到“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他当时预计用五年“解决”蒋介石。那么，对于胡宗南自然也就有一个从“削弱”到“消灭”的过程。不管怎样“精简节约”，以陕北的物质条件而言，这个过程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3月以来，兵荒马乱的陕北什么庄稼也种不下，打粮食当然就没指望。彭德怀尝够了缺粮的苦头。北上“三边”那阵子，部队饿急了，连老乡地里尚未成熟的包谷都一片一片买下来，连秆子带棒一块吃，甚至那些能架起来烧火的叶子也舍不得丢，一锅煮起来细嚼慢咽。到了打榆林，南瓜结了，啃南瓜。南瓜啃光了，宰马……

    毛泽东寄希望于贺龙。让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身份统一指挥后方，包含着毛泽东无比精细的苦心。

    沙家店战役之前，毛泽东和“三支队”八百人队伍刚转移到佳县，吃饭成了大问题。佳县的粮食都拿去支援部队打榆林了，剩下零头，地方部队食用尚且不够，哪能供得了中央机关？万般无奈，新四旅旅长张贤约提出杀驴，毛泽东一听不同意，杀了驴，老百姓来年拿什么种庄稼？又有人提出让战士们放开肚皮吃枣子，佳县人有习惯，树上枣子熟了随便吃，不分你的我的。毛泽东也不同意，枣子是当地群众的“救命果”，一颗也吃不得。那怎么办？周恩来和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大眼瞪小眼。毛泽东只好打贺龙这张牌。

    那几天中共中央前委几个人是一天一个地点，这天又转到神泉堡，与晋西北临县隔河相望，毛泽东心潮起伏地给贺龙和习仲勋拟发了一份电报，说：“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纵队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区（无定河黄河之间）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迅速分赴神、府、佳、米、绥、吴六县用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七千至一万石粮食，即可供给一个月完成作战计划。如情况允许还可以考虑再攻榆林。”贺龙从电报中一眼看出粮食的举足轻重。

    自小河会议后，晋绥军区筹粮工作已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抢时间争速度，贺龙曾把脑子动到晋南，想从富流了油的太岳方面解决些问题。然而，毕竟山高水远，杯水车薪。现在看来，还得就地挖潜。毛泽东点到河西六县，事实上都在国民党直接间接控制之下。尽管毛泽东轻松地告诉贺龙，说“敌七个旅在镇川以北，绥德仅一个旅，无定河东西两侧广大地方均无敌踪，然后该敌只能同我主力在不大地区内周旋，不可能再行乱窜。在我军胜利鼓舞下，筹粮一万石还是可能的”，但真的要想在当时的神木、府谷、佳县、米脂、绥德和吴堡这些地区搞到粮食，无异于虎口拔牙！

    贺龙亲自武装齐整地站在筹粮工作队面前作动员。他跷起绑腿，在布鞋底上磕掉烟灰，神情严肃：“有人说，不就是搞点粮食嘛！粮食，大问题呀！哪个给我搞到粮食，我给他记大功！野战军主力的同志们在那里饿着肚皮打仗，包谷秆秆都吃不上哩，毛主席也饿肚子！了得哟！”这些调粮干部大多来自河东各分区，像崞县、静乐这些地方，近年风调雨顺，又没打什么大仗，公仓私仓都有几粒存粮，最不济肚子也能搞得饱。听了陕北战场上种种粮荒的困境，特别是听了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都饿肚子的消息，个个很有触动。

    队伍一出发，几天就见到成效。到收粮的日子，黄河水码头上运粮队伍一支比一支有声势，牲口驮子一片驴铃叮当：肩挑背扛的人们唱着歌子、叫着号子，气氛很不一般。这些动人的情景，同金灿灿的玉米粒、小米粒，同红团团、白生生的高粱米，同圆鼓鼓的大红豆，同肥嘟嘟的大南瓜，一起转运到陕北前线及毛泽东的餐桌上，便成就了一个不朽的话题。

    陕北打仗，就是打粮食。这一点，彭德怀感受最深。他不但知道粮食的重要，更知道粮食后面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支撑力。刘子奇当初被俘时与他相见，两人叙起同乡，谈得很随便。刘子奇千不明白万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当了俘虏。他的一二三旅共有三个团，除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