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留守山西运城，余两个团加上旅直属队1万多人，装备那么硬，为什么跟共产党一接火，就垮得抓不上手！刘子奇觉得不光彩，也不甘心，他想走。
彭德怀说：“你想走，我不拦你。去年整一旅旅长黄正诚在晋南被俘，不就放你回去了吗？问题是，你得把国民党同共产党比较比较，不要戴墨色眼镜看世界。军人当了俘虏自然不光彩，可你是回到人民的怀抱，这就很光荣。”
听到“人民”二字，刘子奇情动于衷。你是军人，可你也是人民一分子！他读过很多书，道理没有不懂的。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党放在桌面上一比较，刘子奇开了窍。那个黄正诚死抱着胡宗南不放，后来听说给枪毙了。而共产党奉行的是革命，第一是“人民”，第二才是“队伍”。正如彭德怀所说，当个师长、旅长并不是说地位就高了，在人民队伍里，只要你革命，你要干什么都行，你要当总司令都可以。
就这么几句并不复杂的话，使刘子奇明白过来，过去为什么大部队出动总是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而小部队出动一不留神又被吃掉，人多武器好，却始终不能主宰战场，反而处处陷于被动，说来说去，他的“国军”不是“人民的队伍”。刘子奇作出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这位从二等兵干到旅长的老“行伍”，戎马生涯几十个春秋，连汤恩伯的参谋长都当过，如今，甘心情愿做了一名“俘虏”。他觉得自己不是作为一名军人为敌手所俘，而是为正义所俘、为人民所俘。
刘子奇似乎完全成了个自由人。彭德怀没有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只说，你认为共产党好，我们一起干；你认为共产党不好，我把你送回去。刘子奇权衡再三，同意一起干。彭德怀让他给西安的家眷写封信，报个平安，并说“随便你派什么人送去”。
刘子奇就写封信，还附拍了一张照片，让和他同俘的副官送去。就这样，刘子奇换了个队伍。后来，他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当参谋，取其所长，主编一本名叫《野战军》的杂志。他丢掉一个“旅长”的头衔。却找回一个“人”的位置，终生庆幸不已。这从彭、刘谈话不久《晋绥日报》全文登出的一份电报可以见证。那是陕北战场陆续被俘的一批“阶下囚”联名致刘子奇的，像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等，都在其列。电报这样写道：“闻兄等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在兄等或懊丧莫名、恐惧终日，但弟等闻讯之后，却深为兄等庆欣，因弟等来解放区之后，备受优待，生活毫无痛苦，而且亲身体验到民主自由生活的愉快，既不做蒋介石反民主内战的工具，也不做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解除了内心与精神上无限桎梏，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甚愿等剔除烦恼，携手共进，为实现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读着这样一份内涵丰富的电报，别说身在其中的刘子奇，就是几十年后的局外人，也不能不产生一大堆人生感悟。
可见，国共两党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角逐。虽然，它在某些细部环节上不乏技巧性操作，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赤裸裸的世俗人心在较量。谁不喜欢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专制独裁统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人心。蒋介石、胡宗南那一套为人，对国民党中上层造成的精神桎梏及全社会的广泛压迫，注定其垮台的命运，只是这“台”究竟如何“垮”法，需要有个军事上的操作过程。
彭德怀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但他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取这大的宿命中“必然”二字而已。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许多较大规模的军事举措，实际上都是让一个平平淡淡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这“东西”就是粮食。所以，在彭德怀的心目中，贺龙仍旧是西北战场总指挥，到1954年他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的主创人员时，还郑重强调，写西北战场，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他还念念不忘沙家店战役之后，从河东弄来的十万石粮食。据说为了这点粮食，贺龙亲自指挥护粮队同阎锡山的“响马”打了好几仗，连延安大学转移到临县的师生都上阵筹粮设站，参加搬运。好不容易才把粮食转手交到河西，任弼时接着运。他是受毛泽东之托担此重任的。陕北不比晋西，任弼时只好给个政策：运粮者可以吃粮。到黄河边背1斗半粮食，回来交半斗给公家就可以了。这才从清涧、延川、吴堡等渡口，拉出一条粮道。战士们得到这一斗半小米，真是下不了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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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捧豌豆面糊糊，一口一口喝得艰难。这都是当地老乡把坚壁下的麦种、豌豆刨出来，磨成细面给送来的。他亲眼看见西野指挥部驻地那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庄子上，家家都在吃糠咽菜，可听说他彭德怀在这里指挥打仗，就都跑到地头把要成熟没成熟的高粱穗子剪下来，搓些米子，在碾子上脱了糠，和那些尚未咧嘴硬被剥出来、来不及晒干的豆子，一口袋一口袋装了，用毛驴往部队驮。彭德怀嘴在碗沿上稀溜着，眼睛一直不离开地图，似乎只有这样他才配喝碗里的糊糊，否则，他心里就亏得慌。
地图上，陈、谢兵团那个大箭